Trans_Rethinking Political Ecologies of Water
Loftus A. Rethinking Political Ecologies of Water[J]. Third World Quarterly, 2009, 30(5): 953-968.
摘要：未能为超过十亿人提供安全、洁淨的饮用水，仍然是对当前政策和实践最有力的控诉，一系列政治生态学的研究已经把这个戏剧性的失败（水资源短缺）作为进入当代权力运作研究，以及权力运作周边的更广泛问题的切入点。从最基本的谁应该负责这一灾难性失败的问题，到更广的规则（rule）形式巩固的问题，这项研究提供了一个看待社会和环境问题的关键角度。这篇论文便因此提供了对于近期有关水问题的政治生态学研究概述，以及几个作者在南非Durban（德尔班）的案例研究。[注：小标题1、2、3等不是文本内容，只是后划分的辅助参考]
一、前言
1、政治生态学的产生原因
2008年的千年发展计划报告指出，全世界仍有几乎一般的人受水资源短缺问题困扰，MDG的目标，是在2015年前改善一半人的水资源短缺状况，但貌似差了很多的是（missed by a mile），仍然有10亿人饱受水资源短缺的困扰，最近的承诺就如同过去50年间国际社会做的白日梦一样，我们几乎看不到任何改变。
而正如2006年世界水发展报告和2006年人类发展报告中所表述的，骇人听闻的水资源短缺问题，不是不同地区特定环境造成的，而是失败政策的结果。简单讲，我们有足够的水、足够的技术、足够的钱，去确保世界上人人有水，而问题的关键在于，怎么样去制定一个适当的政策（确保人人有水）。
全世界每天有超过5000名儿童死于可预防的腹泻，无法确保人人有水的集体性失败，正是我们的政策史上最为该死和公然的罪书。
2、政治生态学的方法论
对于水资源的政治生态学研究，即开始于“水权力”的不公正研究。不是把问题看作有些人有水，有些人没水的问题，也不是试图在技术发展上寻求安慰，或是承诺高调的宣言。政治生态学寻找水资源分配的政治学理解，作为解放工程的第一步骤，以之确保人人都可以自由地居住在安全环境中，而不是居住在一个发臭的、被污染的水环境中。
正如Robbin对政治生态学漂亮的定义，政治生态学是反对非政治生态学的，反对Malthusian（马尔萨斯）的由于资源稀缺导致的资源战争，取而代之的是，重新认识有关资源产生和分配的权力关係。
此外，如Robbin所说的，政治生态学的方法是一把斧头和一粒种子，他用一种批判性洞察，劈开了众人默认的世界不变性，并在这个基础上培育出一套对于世界应该是什么样子的规范论述。政治生态学断然否定环境不公，其方法促使我们通过争论“社会﹣自然不平等”的“再生产”，去建设一个更好的世界。（a political ecology approach commits us to helping to bring about a better world through contesting the reproduction of socio-natural inequalities.）
3、政治生态学的不同理论发展：
Robbin的政治生态学的一般性概念（catholic conception）是十分有益的，这个方法后来通过很多方面不同影响而发展，在当代社会，政治生态学有了几种不同的变种。
（1）相同处：而或许这些变种间唯一相同的想法已经被我们讨论了，就是使环境政治化（politicise environments）的愿景，作为一种改变他们的方式。
（2）不同处：正因如此，对于有关水的政治生态学研究，已经出现了一些清晰广泛的子领域（sub-field）政治生态学方法，（虽然）往往更多是自认的历史唯物主义者，不过确实也因此开始了前沿理论的讨论，而在有关于水的政治生态学研究，则成为了理解“人类﹣环境关係”，正在摸索发展的前沿方法。
4、政治生态学的关注点
而近年来研究上有一个引人注目的转移，即对于“水资源分配”如何被“权力关係”形塑，和对于“水资源本身”如何形塑了这些关係。
当水开始具现化并表现为社会关係，它就开始对世界上“权力的生产与再生产”变得重要。因此，以关于水资源的政治生态学角度研究，不仅仅是阐述世界水资源危机的生产，而且也展开了一种对于权力的政治生态学理解。简言之，它提供了一种去理解政治经济发展的“持续性困境（ongoing predicaments）”的途径。
5、论文的整体脉络
在接下来，我将对当前水供给的讨论作简要回顾，把重点放在私人商业的讨论上；尔后我会将重点放在政治生态学角度下对水的讨论；在论文的后一部分，我以我在南非Durban的研究为例，去论述水在后种族隔离中被同时强化和质疑的政治秩序逻辑之上，提供了一个重要地带（terrain），这实际是为思考未来关于水资源的政治生态学方向，作一个切入点的尝试。
贯穿全文的关注点是水，而不是公共卫生，因为作者无力去公正地论述公共卫生这个重要议题，而且也是因为理论明显是围绕水的。当然，这并不意味著对于近年来重新回到水和公共卫生问题的漠视，恰相反的是，作者在另一途径，也即在有关水的政治生态学研究上的进展中，与“我们的世界由何构成”相联繫，重塑了社会和自然。
在这种角度上，这项工程是解放性的，从批判性理解水和探寻发展，到形塑一个更好的世界。作者在论文中讨论的，也就是这样一个必须立足于理解我们日常生活之后进行的工程。
二、当代水资源的讨论
1、人类发展报告──政治与权力介入
2006年，全世界发表了一连串对于水资源问题的报告，人类发展报告也第一次关注于此，诸多领军政治生态学家围绕于此，提名文章《超越匮乏：权力、贫穷和全球水资源危机》。
或许受此影响，最后的报告坚定地支持反Malthusian观点，它超越结构的声称，在世界水资源供给方面存在危机，但这是一个社会生产的危机，而不是一个由于水资源地理分佈不均而导致的危机，在过去几年来诸多政治生态学家附和这个观点。
挑战是严峻的，引用报告中的数据，超过10亿人无权拥有乾淨的水资源，每年有180万儿童死于因不洁淨水资源或匮乏公共卫生而导致的疾病，如果这个数据中再加入成年人，不洁淨水资源是21世纪初全球第二大致死因素。
这个报告继续关注了三个关键主题。第一，希冀政治去结束水资源短缺是不够的，反映这个的是对于水供给的低预算配给。第二，很多地方的穷人花费最多的就是为了水资源，对于非正式地区或近郊居民，网络状供给的匮乏使得他们极易受到不稳定的卖水小贩影响。第三，报告聚焦在国际努力的匮乏，也即关于水资源的MDGs行动，很难看到实际行动。
报告最为重要的关注点在权力，我们不能仅仅去关注水资源危机的产生，而忽视特殊权力关係在这个过程中，是如何产生这个问题的。
2、世界水资源发展报告──私人与公共共治
2006年在美国出版的第二份的世界水资源发展报告，关注点则是更为模糊的治理问题概念。一些被MDGs所设定的宏伟目标的关係被讨论。
《水，一个被分享的责任》发现，在确保水资源获得的问题上，一个范围广大的不同治理责任，被分配给不同的国家、国际机构、NGO和私人商业团体。报告的一个结论是，私人商业团体很难达成MDGs所设定的目标。一个棘手的问题于此浮现，在什么情况下私人和公共团体可以在供给更多充足的水资源上达成共识。
3、水资源私有化进程──总叙
如果说自1980s后主导学术界对于水供给讨论的议题，一定是对于私人因素的重新考量。
1989年英格兰和威尔士对于水的供给剥夺是后续一波来自私人公司压力的先导，私人公司呼吁（政府）给予利益投资更多的让步。华盛顿共识后，水资源供给迅速取得了政策面的支持，即是实际政府让步而签订的合同从未影响过全球人口的10％以上。世界银行假设私人公司可以在水供给计划中提供很好的辅助支持而为私人公司提供了很多直接贷款。重要的水资源私有化可以广泛的从直接妥协合同，到私人公司可能仅仅只提供投资或建设的限制性服务合同。
正如Bayliss和Fine所注意到的，大多数最近的国际金融机构制定的政策，倾向于商业化（commercialisation），而不是完全剥夺（divestiture）。
儘管如此，反公司的全球化抗议浪潮发现，通过水资源私有化达成供给的完美目标，似乎从促进发展进程，演变为了利益动机的驱使。
法国通过混合公共和私人供给来展开水资源供给，最大的法国跨国公司Suez和Vivendi，同德国跨国公司RWE（运营在超过100个国家）合作，到了1990s底，法国的自来水公司在行业中佔据优势，取得了市场领导者地位。在新千禧年中，欧盟的角色在当它签订了世贸组织一般性协定中服务贸易方面（GATS）推动包括水资源供给自由化时，它在推动水资源供给私人化走在了前列。然而在2006年后，（人类发展报告）开始承认GATS不能包括对于人类使用的水资源，最终这些成为了阻碍。
4、水资源私有化原因──资本主义的内在扩张
对于David Harvey而言，通过将水资源供给移交给私人行业确保充分消费的复甦，代表著一个新潮流，他称之为通过剥夺的积累。暴力佔有普遍性资源在资本主义历史中，并不是一个短期或暂时的阶段，而是一个为了满足资本主义生存的持续性进程，Harvey认为，水资源私有化就是过度积累的普遍性危机的反应。
从对空间、时间和时空固定的机遇的枯竭到过度积累危机，资本需要为利益投资寻找此前脱离资本主义轨道的新地带。讨论被推广开来，引起了随后的几篇论文回应。他们试图寻找在更广泛的政治经济进程中，水资源私有化的真正作用。儘管如此，如果（方法）使用的过于粗糙，就很容易导致忽视事实，资本在近年来实际很难从水资源私有化中获利。一些研究便忽视了这样一个事实：不是单独的水资源，而是普遍性的私有化，也即不仅仅是关于水资源的供给合同。
5、水资源私有化后果──穷人地区无投资
在南半球有一些高盈利的水资源私有化项目，例如Buenos Aires, Guayaquil, Jakarta和 Manila，签订的合同持续了超过30年，私人利益被捲入扩张城市之间联繫和提升运输服务中，这些合同促使公司在一个长期性的高层次上投资不动产性的基础设施。给一些主要人口依靠低收入维持生计的地区投资，无疑是资本所不喜欢的，就像给城市Cochabamba和Dar es Salaam，以及随之而来的投资行动风险，高利润困境是未来资本发展的抑制因素。
无论如何，从第一个在南半球签订的合同至今已近20年了，一个现实问题出现，私有化并未解决全球水资源危机（provide a panacea）。儘管以伦敦为基础的Adam Smith机构，使用了来自英国国际发展部门的基金，去提高南方各国的私有化程度。但事实摆在眼前，去使私人投资者从建设大型长期的基础设施发展到为穷人思考极端困难。正因如此，甚至在签订了合同后，私人公司的投资在提高水供给上，很多都是极不情愿的去遵守诺言投资贫穷地区：也即已经签署后的合同很快被重新协商，经常是高度的不靠谱，1990s很多高利润合同现在也已经废止。
6、水资源私有化的进一步发展──公司化进程
第二份世界水资源发展报告指出，在很多情况下，用政策面抓住变化的心情是通过新的混合，公共﹣私人伙伴关係或是tri﹣sector伙伴关係（也包含公民社会）来取代更大的妥协合同。正如几个研究所指出的，公司化进程比正式的私有化进程更迅速，公共团体现在更多的被期待去扮演私人商业提供者，并且公民﹣消费者联繫已经快速果决的在世界很多地方转变。
7、近20年讨论小结
简言之，两个关键主题在过去20年间对于水供给的讨论佔据支配地位。第一，超越结构论述的关心是：在水资源短缺状态下，如何去获得安全的水资源？第二，私人商业也许在治理安排中扮演著核心角色去确保充足的水资源供给。
三、水资源的政治生态学
1、政治生态学──奠基理论家
如果上述的一些政治经济学文章给你的感觉是政治生态学对于水的研究已经被操作了，其实不是，它仅仅代表了政治生态学者所关注的重大议题中的很小一部分。Bakker, Budds和McGranahan, Loftus和McDonald, Page, Ruiters, Smith和Swyngedouw的研究为政治生态学方法论对水资源私有化问题的研究奠定了基础。
2、Bakker观点──私有化导致规则再建构
尤其是Bakker的工作，儘管大量的关注在北方环境，却因为其对于错综複杂的私有化的细微差异方法，获得了广泛的重新认识。她认为撤销对水治理的管制，实际上促成了再管制进程的建构。（She argues that the deregulation of water governance has given rise to a process of re-regulation.）
Bakker小心谨慎的假设：私有化将会对于环境造成负面结果。她强调新的监督机构对于英格兰和威尔士环境的重要作用，环境机构扮演著地方水供给的生态保护重要角色。
此外，她的研究呈现明显转回对于英格兰和威尔士环境，她首要认为水是一个“不可交易的商品”，在本篇论文接下来的几个主题中会有论述。当她的关注点转向南半球时，Bakker的研究，就像是在群岛中捕捉一些南方城市中空间上私有化策略的可能，（mobilised the analogy of archipelagos），这种方式比声称这是一种碎片城市化形式更为高效。
3、 Budds and McGranahan观点──解决方法：私有公有混合
Budds and McGranahan，发展出一个更复合的方法去研究私有化历程。他们试图转变两极化的思考，这种两极化思考也即，利益激励不是对立于公共商品，就是实现（公共）的必要方式。
他们认为，无论是大型公共基础设施研究，还是私人商业投资，都不可能达成MDGs的目标。无论是公共还是私人实体都不能很好地满足南半球城市中穷人的需求：二者都不能解决目前在这些区域的水资源基础设施的发展。
论文做出了令人信服的论述，反对了过于乐观的观点（Panglossian view），私有化将会成功而公共行业会衰落（即私有化不会完全成功，公共行业不会完全衰落），并且反对了幼稚的对比，未改革的公共行业可以取得普遍性利益（即未改革的公共行业不可以取得普遍性利益）。
过去50年间公共机构运转水资源网路显示了他们的观点，在最近的状况中，公共行业不再胜任这项工作。Budds and McGranahan论述了几个关键点，从政治生态学的研究到他们更普遍的论述。
4、Page、Mcdonald and Ruiters、Loftus and McDonald、Bryant and Bailey观点──环境政治化与方法论架构历程
其他有关于私有化问题的政治生态学论文发展，不惊讶的是，在分析广泛的不同地区中水资源私有化的具体案例（concrete）时，放入一个理论性的猜测方法（informed approach）去研究。(1)Page在Cameroon的研究分析了水行业商品化进程，以及更进一步的关于商品的论述和论述如何在特定的精神分析法下重建友好关係（rapprochement），也许这证明了通过更深层次的思考我们与商品关係的想象，是有效的。(2)Mcdonald and Ruiters提供了一系列文章对于南非公司化进程的研究，或多或少的显示了政治生态学的架构。(3)Loftus and McDonald在Buenos Aires（阿根廷首都 布宜诺斯艾利斯）的研究发展了机构﹣中心（agent-centred）方法，去理解政治生态学中的水资源私有化问题，也影响后来Bryant and Bailey的方法论架构。于此，环境政治化与一定数量的关键机构交互作用，形塑了从地区（state）到商业。
国际力量的联盟（coalition of international forces）创造了关于Buenos Aires的理想模型，并且将之通过华盛顿共识改革出口到广泛的不同地区，他们试图去展示这个模型是如何更多的被经济理想类型形塑，而不是感官，它是如何为新一波腐败浪潮开门（促成腐败），以及，在这个进程中，如何在南美城市加强了社会空间和环境的不平等。
5、Swyngedouw观点──水的历史就是城市史＆水与权力相互构成
儘管触及了私有化问题，Swyngedouw的研究则在一个更历史性的角度看到了在Spanish（西班牙）和Ecuadorian（厄瓜多尔）的，水和社会权力正在改变的关係。
（1）Guayaquil案例。
Swyngedouw在Guayaquil（厄瓜多尔的最大城市）的研究，可能是在近年来对政治生态学研究最有影响力的研究。在这份研究中，Swyngedouw釐清了Guayaquil市水与社会权力的基本关係。Matthew Gandy在他对于New York的研究中也将Swyngedouw的架构放入。城市史可以被看做是水的历史。
Swyngedouw在Ecuadorian案例中发展这个架构，通过历史，把城市化与同时发生的政治经济和政治生态进程一起理解，将达到最好的效果。在更近的几次研究中，他开始关注城市中对于水资源获取的激烈社会斗争，超过1/3的人仍然不能得到可饮用水的供给。
（2）Spanish’s Franco案例
但Swyngedouw的研究，也许更多的在他对于西班牙的论述中。在西班牙研究中，有一个明显的转变，从强调不平等的社会生产，到水资源在形成权力关係中所扮演的角色分析。水和社会权力是相互构成的。因此，在西班牙案例中，他论述了西班牙的Franco（佛朗哥）法西斯工程中数量政治的生产和再生产，是通过改造国家的水利工程而得以完成。Franco寻求去团结各领土利益而开展的巨大水坝建设项目，也是让国家在同时进行物质和话语工程的重构。
Swyngedouw许多论述，似乎在回应之前的Wittfogel or Worster，他们对大型水利基础设施的研究，试图寻求解开大坝建设和社会权力之间的关係。但swygnedouw的研究是试图论述水和权力之间的关係是相互构成的，而不是如Wittfogel陷入环境决定论，水资源的分配形塑了权力系统。
这个案例也被引入了Gandy在New York的研究，和在Athens的Kaika’s研究中。而后续在家庭私人政治与巨大象征支配的国家地区工程的运动间，也将有助于我们在日常生活的批判中进一步嵌入这样的理解。
6、Ekers and Loftus观点──水资源巩固权力
思考这些主题，Ekers and Loftus认为很多近来关于水资源的政治生态学研究，提供了一个进入第二系列讨论的关键点。
思考Antonio Gramsci and Michel Foucault的研究，他们认为，在自由资本家社会和随之而来的主体性进程（attendant processes of subjectification）中，一种新视角也许可以代入对于权力巩固的研究。而那些把焦点放在新自由主义和新自由主义化，则仅仅轻微的碰触了这些主题。
对于Ekers and Loftus，近来的政治生态学发展中，Swyngedouw的工作，以及特别是Kaika and Gandy的工作，似乎分享给我们一个观点：水在权力的生产的再生产中，扮演著重要角色。
同时，当把个体与更广泛的权力网路连接时，就会发现权力实践与已知的、固定的和活动的机构的迭代作用（iteration），以及对组成地区领导权巩固问题的争执。
这可能会打开一个政治解放和激进民主工程的新进展，通过更好地瞭解水是如何巩固特定形式的权力，这些也可能反过来又被破坏了。
虽然这样的转变已经隐含在了文献中，切入点也是众多的，但它却被相对的忽略了，定位在一个更具体的例子可能有助于更进一步地发展理论。为了印证，我将以南非Durban进行研究。
四、Durban’s水资源争夺的政治生态学[略]
五、结论[略]
2016.4.10 译于中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