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emo_社会网络与地位获得暨社会调查反思

边燕杰. 社会网络与地位获得[M].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12.
近来的社会调查实践课程中，从最初到结束我都并没有一个核心的关注点，对国企工人社区期许的社会资本，似乎也一直是牵强附会。但社会调查的失败也确让我有了新的感受。

一、议题的迷茫

对于社会资本的尝试，大抵还是我近半年读书迷茫的延续。
我在台湾交流期间，选修了两门课程对我影响较大，一门是都市社会学，一学期读了几十篇理论论文，每到周三交笔记时都要通宵很晚，这让我对理论的热情逐渐消退，并质疑这种纯粹的思辨是否真的能影响现实；另一门是社会统计学，我陆续看了些文化资本的量化论文，但在期末时我在日记里写道：“连续三天做到凌晨四点的模型，刚才终于全部放到论文里了，接下来再慢慢解释就好，可是出去吃饭的时候突然觉得这有什么意义。”由此也似乎失去了对量化的热忱。
与此同时，我关注了一些各大高校学生或老师的博客 ，而深知自己与对方的差距，并由此进一步怀疑自己是否具有学术天赋，这使我最终陷入了怪圈，甚而可以说是对热忱两年专业的无比失落，转而我不得不开始思考新的方向，我自嘲理论学完便忘，专业技术的匮乏也让我忧虑，又或许每个社会学的学生都会经历这个过程，在实际就业与学术训练的落差中怀疑人生。
回到工大后，因而有些自暴自弃，便延续乏味的文化资本模型，再做一个类似的社会资本模型吧，这大抵是我的初衷，而队友未加反驳，便糊里糊涂开始了调查。

二、问卷的设计

虽然如此，我尽力认真完成了从理论构建、问卷设计、数据收集到数据分析的每一个过程，认真做好该做的每一件事情，并试图从中重新唤醒自己对社会学的热忱。
在起初的理论回顾中我逐渐发现社会资本的趣味性与复杂性，对于社会网络的测量，Putnam、林南、边燕杰等人的方法都不尽相同，甚至有时同一名词在不同论文中的意义差别巨大，强弱连带、结构洞等概念颇为冗杂，最后因为时间限制选取较为简单的边燕杰方法测量，连续几日粗读了边燕杰的《社会网络与地位获得》一书，仓促上阵。
当时我们反复讨论后，参考化用了CGSS与JSNET的问卷设计，问卷设计主要分为了三个部分：基本情况、社会网络与工作状况。基本情况部分，我们试图通过父母教育年限来测量文化资本，通过被访者教育年限来测量人力资本；社会网络部分，我们试图通过边燕杰等人开发的“拜年网”与“餐饮网”作为两个主要指标；工作状况部分，我们借用了台湾学者林宗弘从怀特（Wright）处进一步开发的新马克思主义阶级划分方法来测量被访者社会阶层地位，同时在这一部分加入了“求职网”的测量。

三、方法的反思

然而，当社区调查超高的拒访率对样本造成巨大破坏时，我们陷入了尴尬的境地，这份混杂了近一半的替代样本能否推论这个社区，以及在实际调查中问卷题目有时被曲解所造成的误差、对于总体变异性的忽略等都无法避免，使我深觉严谨研究的艰难。
虽然在实际的社区调查中饱受白眼，但这并未让我灰心，我最为灰心的仍是自己对专业的疲惫，我自嘲自己似乎已然葛优躺。
由此不断反思自己似乎一直以来只重视理论思考而忽视方法论，因而我在社区调查的后半段，转而试图通过阅读方法论的书籍寻求我们小组调查实践的修补办法与自己进一步前进的方向。
沿此思路在调查期间先后读了彭玉生的《洋八股》和张静的《社会学论文写作指南》，但都不得其意，也并未让我得到实质性的解惑，直到近来读到谢宇的《社会学方法与定量研究》一书时，谢宇指出Duncan所辨析的类型逻辑思维与整体逻辑思维，以及社会学研究的是world of becoming，而不是world of being等，谈及变异是社会现象的本质，而把握这种变异的最直接的方法是依靠严谨的量化，其诸多论述让我重新思考社会学的统计思维与量化道路，并开始反思自己对统计学的滥用。
书本的知识在与社会调查结合时有了更深的体会，科学的滥用较愚昧更为可怖。也正因此，在最后的数据分析中，我和老何反复推敲这些样本的代表性，并最终放弃了推论的打算，仅仅使用了简单的交叉表，一些发现如下：

对于管理者而言，技术管理者更多的是在国企改革前入职，而非技术管理者更多的是在国企改革后入职；同时，对于工人而言，非技术工人更多的是在国企改革前入职，技术工人更多是在国企改革和入职。这或许可以从国企改革前后，中国社会，尤其是东北社会的变革解释，国企改革前，非技术工人通过包分配入职，但国企改革后市场化需要，再入职的往往需要一定的技术能力；但管理者不同，国企改革前能够成为管理者的，往往更多的具备一定专业技能，从内部升职而成，但改革后的市场化导向，技术与管理不再像改革前那样紧密。

虽然根本上我最终也未能修补我们的调查，但对于未来社会学的方向仍可说是少了些迷茫，对自己知识的匮乏有了更深地体会。事实上，严格的质化分析与量化分析方法都并不存在于我现有的知识体系，而舍弃了方法论的思辨则显得空谈，自身亲历的失败让我印象深刻。

四、学科的关怀

社会调查的最大收获，是肃然老师在最后一次报告中对我说的关怀。
大学以来，我一直奉Mills为精神导师，因此猛然惊醒Mills曾谈及“我力求客观，但绝不冷漠。（I have tried to be objective, I do not claim to be detached.）”，但我的所做的模型却在事实上将自己割裂到局外，模型不再是我达成目的的工具，而变成了目的本身。
前天回家的时候已是八点左右，而出租车的中年司机、小区里送外卖的男人，和花场小区的居民结合到一起，正如Witt主张“社会学是对结成同伴过程的研究”，是综合宏观与微观，既置身事外，也参与其中，我们既是社会的产物，也是社会的创造者，既受世界的改变，也改变着世界。
我惊醒这些活生生的人是社会的基础，他们不是我处理的冷冰冰的数据，而是一个个真实存在的个体，这让我对自己的漠然感到更加羞愧。我想一定要时刻牢记的是，我们问卷收集或互联网大数据中的“Data”并不是我们处理的冷冰冰的“Data”，而是一个个真实存在的个体。我们应该用我们的社会学所学，去真实的推动社会的进步与变革，将社会学同费孝通先生一样，从书斋中走向田野，走向中国社会。
前一阵翻到Dyson在《鸟和青蛙》的演讲稿有这样一段话，我想很适宜在这里结尾。

“有些数学家是鸟，其他的则是青蛙。鸟翱翔在高空，俯瞰遥远地平线的广袤数学远景，他们喜欢那些将不同领域的诸多问题整合起来的概念。青蛙则生活在天空下的泥地里，只看到周围生长的花，他们乐于探索特定问题的细节，一次只解决一个问题。”

飞鸟开创方向后，是无数的青蛙在慢慢填补，社区调查大抵是青蛙的工作，但青蛙的工作当然仍具有意义。我原本只愿成为飞鸟，但现在亦不吝成为一只青蛙，有无天赋或不再重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