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emo_权力与规则

埃哈尔·费埃德伯格. 权力与规则:组织行动的动力[M]. 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5.
我大力反对社会学的哲学化，理论书也不该写的如此含混，我自知功力不够，但觉得大师的水准不唯有思想的深刻，也该有文笔的优美。当然，文本的滞涩或也该归因于六人合译。
除去语言风格的晦涩，是书野心颇大。反思理论与实践的关系，反对类型学，而进一步实际涉及了哲学中经验主义与先验主义的对话，是是书未直接提及，而处处流露的。其政治哲学色彩浓厚，延及对行动的思考，反思制度合法性，进而消解了规则的权威。亦是后现代色彩对人主体性的宣誓。2016.12.12 于正心516

序言 组织与集体行动

一、组织的中心地位

20世纪80年代以来，市场自由主义冲击了科层制，但尔后市场问题使市场乌托邦幻灭，Friedberg抨击哈耶克等共生秩序，认为市场正是社会建构的，而组织维度居于中心地位。
人类社会始终处于不稳定性中，而组织维度在促成稳定性起到重要作用，稳定性因而可以进一步建构协作——人类集体行动的核心。
组织现象正是对集体行动得以发生的领域构建与再构建的过程。也即组织是对行动领域的构建，组织现象是构建局部秩序的权变性结果，是制约人类力量，也是人类行动的结果。由此Friedberg反思社会秩序和行动的协作。

二、分析原则

Friedberg的分析从三个角度出发，组织作为行动领域的普遍化；局部秩序的政治性；局部秩序与行动之间关联。

（一）、组织的领域普遍化

正是组织的普遍化，引申出了秩序的权变性。

1、既往：二分对立研究

在既往研究中，常采用二分法，而Friedberg试图联通组织研究与集体行动研究，打破二元对立的思考。
组织研究认为，组织遵循着技术-经济逻辑，行动是工具理性的活动，其关注现存秩序，专注于synchronic(共时性)视角。
集体行动认为，行动是从情感逻辑(不在场团结 live-out solidarity)中产生，行动是情感性的，其质疑现存秩序的合法性，专注于diachronic(历时性)视角。

2、打破：行动与组织秩序

Friedberg认为集体行动必然会产生node(中心点位)，进一步不可避免的组织化，而组织中是同时包含着理性与情感的。
组织是诸行动领域的一种，正因为其是行动的领域，此上构建的组织秩序具有不稳定性。正是这些幕后的组织秩序，建构了显在的自由主义市场的看似无序。社会结构是部分的、局部的权变的产物。

（二）、秩序的政治性

Friedberg指出，正是限制行动者的先在结构（结构规则维系这些结构）与自主投机性（个人加工）影响了行动者行动选择。
个人投机性重复整合，就形成了局部秩序（相对独立的政治机构，其是权力关系的生产），这种局部秩序通过谈判协商，调节行动者之间的利益。
而正因为权力关系生产与谈判协商调整，其核心问题便是组织的合法性问题。

（三）、行动与组织的联系

1、批判

Inbarne只考虑了层面间交叠重合，Friedberg指出其忽视了其间的松动缝隙；而Chazel认为权力再造着结构，Friedberg指出权力不是简单受制于社会结构，这种再造实际上不是简单的循环，局部累加不能还原为总体，同理，总体结构也不能推估局部秩序。
此处想起了Duncan的异质性概念，于此疑惑其或是将异质性由个体进一步扩展至局部秩序。如何将统计学与之调和，亦或根本上是对量化研究方法的置弃。

2、局部解释

正是对Inbarne与Chazel的批判，Friedberg认为，理解行动者与系统，要对行动的经验领域中的行动与组织过程 进行研究。也即其主张的是局部解释，归纳有效的具体知识。

三、学术意义

生产关于人类现实的具体实在的、经验性的知识，帮助人们读懂知识的诸种暗含的意义，并由此促使其修正行为，整合进实践。其主张类似于穷举逼近法，以理解人类社会，坚持实用主义，知识的生产与知识的实践联系。
但于此，思考其主张的有限理性论，或是否使学术进一步失去了联系时代脉搏的能力，而始终落后于时代发展，个体研究能否紧跟时代的变迁，我有些怀疑。

第一部分 组织观念的解构

第一部分 导言

先叙述了组织研究是多学科交叉、广阔研究对象、多样研究主题、多远研究方法等现实情况。继而指出，本书将组织纳入局部秩序中考察，建构人类集体行动过程中的理解机制，及考察成员协作中集体行动的可能。
为了分析，Friedberg首先着手区分经典组织研究，工具性本质-有限理性；统一凝聚力-潜在无序；明确组织边界-组织边界模糊弹性。也即第一部分，是对复杂化的组织观念解构。

第一章 情感与计算：理性的相对化

是章沿袭Simon思考极多，同层化行动与结构，将二者置于一个平面思考。

一、经济人到复杂人

早期研究忽视个体，1939年霍桑反对泰罗，发现个体是情感与理性双重驱动的，及发现非正式互动。但这种思考又落入了个体观。
1960s，综合人际关系学派与理性人，进而以self-actualizing man(自我实现人)代替了social man(社会人)，去科层化兴起，但此时只是将情感、经济等制约因素模式化。
这些思考仍然根植于泰罗，乃及为了分析抽象孤立出的个体，这种分析不得不倒退回借助人性论假说。事实上，反而加深割裂正式结构与非正式结构。其理论深层是不可调和的效率与个人追求的矛盾。此处亦是于我想起了Bell的资本主义文化矛盾。

二、绝对理性到有限理性

同期研究逐渐转变方向，从客观理性的工具主义特质到Simon的决策学派的有限理性（主观理性）。

（一）、理性的影响因素：地位与气质

Simon对古典理论展开批判，其指出不完全信息、利益最大化到满意最大化。
及Simon对有限理性展开，首先提及了1986年Boudon提出的地位效应与气质效应，这种思考导向了对行动思考的两方面，一是行动领域结构化过程对行动的影响（环境影响理性），二是偏好的可变性（心智影响理性）。
对后者的偏好可变性研究，可以追溯1957年Festinger研究主体多认知间的分歧，也即价值与行为是一个复杂系统。及后续很多学者研究，偏好的可变性与多元性、行动对偏好的塑造、环境影响偏好、决策者有意控制偏好。选择恰是传统、规范、直觉等多方面的产物。

（二）、行动的偏移：环境影响

也正因人们是有限理性的，不确定性就会产生变革与创新，对偏好的解构导向了权变论，进一步导向了行动是人积极性与环境内部制约的综合结果。
方法论上因而坚持理性主义，理性行动的偏移是环境影响的，而不是非理性行为。沿袭了Simon的思考，决策学派特点定义了环境的模糊性，也影响了制度学派的思考。

第二章 从工具性组织到有组织的无序：对组织凝聚力的质疑

是章叙述了组织观念复杂化的三个历史阶段。

一、组织的环境化思考

1949年Selznick起，研究从单一化组织到关注非正式结构及潜在目标，发现了正式目标的变化性。此时期组织研究方法的目标分析法失效，同时学界渐而发现情感-理性的二分法使研究割裂。
乃及人际关系批判官僚制的恶性循环等，这些都将（理性塑造的）结构与（非理性为标志的）组织运行对立。
后Simon的有限理性、马奇的偏好研究，至Crozier乃克服二分法，认为结构目标是互动过程整体的组成部分。
1950s，Gouldner与Crozier，认为结构是权变性的布局安排。
Gouldner认为，科层制规则为等级服务，是上位者的控制工具。但怠工等行为实际是苛责嗜罚科层制的恶性循环，而指出代表性科层制不同（虽然其也未具体细分规则）。
Crozier指出，科层制实际降低了人际关系的紧张程度减少了情感投入需求。科层制因组织中合作困难而产生，合作内蕴含着矛盾，是用来管理情感的人类建构。在这之中，组织目标是政治与外在协商的产物，其中的决策过程，也即协商过程。
及March分析了商业公司运行的两种视角，一是组织松散，组织运行是政治过程的产物；二是着力分析结构规则（但Friedberg指出这是一种局限性思考）。
这些分析逐渐转变，将结构目标视为人类行为的产物，组织即是一种行动环境，其中充斥着合作关系、交换关系及冲突关系。上述都强调了人类行动及它们共同的构成作用。

二、组织的偶然性思考：含混性引入

但无疑，个人的整合是不稳定的，这就引发了March于1978年进一步思考的ambiguity(含混性)，其对含混性做了四方面的讨论，一是选择偏好、二是主题化了的行动、行为及决策彼此间的含混性，这在第一章中已经讨论；三是学习循环系统的含混性，也即过去经验的含混性，四是当前事件解释的含混性，也即意义并非是始终存在的。这些最终指向了组织始终蕴含着的离心性。
March研究了决策环境的含混性，一是偏好的含混性、二是缺少控制的技术、三是决策过程的流动性参与，这三者指向了组织应当被看作是偶然性的实体。决策不是个人自愿意图的产物，而是偶然性机遇的产物，是表面有序下巨大无序的产物。
尔后March思想被广泛实践发展，Musselin批评，一是沿袭着March的研究大多是特例研究；二是行动者被动性，而实际并非如此，参与者可积极利用风险创造机遇；三是批评脱离了环境的研究；四是缺乏中立性。
对于垃圾箱模式（20c70s理性精神幻灭，因而使用该词潜在意图是羞辱理性）的理解，Friedberg指出我们不应该拘泥于字面意义，而指出我们应该理解到，行为相当程度是时机建构的，组织也因而是松散结合的系统这一意涵。

第三章 组织及其环境：模糊的组织边界

是章叙述人口生态学及资源依附理论可为周雪光组织社会学十讲的补充，强调行动者系统，研究对象的转变，由组织本身到组织行动的过程。

一、组织内部到组织环境

1950s以前，组织研究着重内部，对于环境的研究是间接性的；1967年，Structural contingency(结构性权变)出现，组织作为一种正式结构的实体；尔后逐渐探讨了组织环境的技术、社会、经济特征及其与组织的运行。
20c50s末，伯恩斯、斯托克指出，机械模式出现在稳定情景中，有机模式倾向在动荡的技术-经济环境中；劳伦斯、洛什发展“正确”的组织结构没有普遍的形式，而是权变性的取决于特色环境。但这些思考仍是客观的环境，环境是非个人因素的集合，忽略了行动者及组织于环境的独立性。
尔后组织人口生态学派发展，直接继承了结构性权变理论，希望得到总体性理论，强调定量分析，Friedberg批评其也流于形式主义。

二、组织环境到组织决策：权变理论到决策理论

沿袭了Chandler(1962), Cyert and March(1963)的思考，Child(1972)批评全变理论，认为策略是环境与组织结构的中介变量。
及Thompson and McEwen(1958)的资源依附理论，将组织看为活动实体，强调组织试图寻找减少对环境的依赖，对不确定性控制。其分析中心是组织控制不确定性的策略。其分析“组织如何接受引导、去建构一个诸位同伴的网络，这不仅仅将环境改变成一个组织矩阵，也同样对环境进行建构。”但事实上，环境仍为客体；忽视组织下层，只关注了上层的决策。
又如Cyert and March的分析，其认为组织中权力，第一层为决策者间的战略关系世界、第二层为处理等级关系及为普通成员设定的日常规范。第一层完全构造第二层活动，第二层只能执行第一层决策。但实际上恰相反，组织中所有个体都能觉察机会与制约，而一同形塑了组织与环境的关系。

三、组织决策到组织行动

环境不能独立于组织成员的行动外。组织是与具体人的互动，具体人也即是组织的代言人或中继者,是环境的组成部分。组织研究愈发将组织看作是真实的。
中继者一方面服务组织，一方面也利用这组织，也即转换与征用。组织可以建构环境，环境也可以建构组织，二者相互影响。真正的是行动者的系统。研究对象重新界定，组织边界因而模糊了。
另一方面，组织成为这一行动者系统中显著的领域，开辟了组织间动态与网络领域的研究。尔后发展，关注于权力和交换问题、制度的逻辑与网路；组织研究的框架扩散入其他学科，乃及对公共动力重新思考。

第一部分 小结

是结翻译较佳。
一、研究的断裂与冲突
组织研究的非积累性，20c60s以来，各种冲突对立观念。交易成本学派高估了组织统一性、凝聚性；乃及批判量化方法的结构性范式，实际是倒退回了技术实证主义。
二、理论与现实的关系
理论随现实演化，却也允许人们确立一种不同的实践，理论知识证明实践的前提是合理的，促进实践的传播，但不造就实践。
三、后现代的扩及
引述了Riesman的The Lonely Growd, Lasch, Lipovetsky, Maccoby的The Gamesman等，强调我们只需关注的是系统的交互作用，而不必将其解释为因果关系联结的肯定。

第二部分 从组织到有组织的行动

第二部分 导言

导演翻译较佳，终于进入法国学派的核心部分，第一部分实在无聊，或也是翻译太差的缘故，多人合译的书总归在风格语言连续不上。

一、三重缺陷

March的思考揭示了古典理论理想概型在现实中的三重缺陷，现实的实际是有限理性、分离性及有限合法性。
首先是有限理性。

“有限理性是一种复杂混合体的产物，构成复杂混合体的要素有情感，有通过社会化过程而被传授并且业已内化的行为惯例，有道德和伦理的诸多思考，还有工具性的策略和计算。”

其次是分离性，组织实际蕴藏着持续却内隐的分离性；再次是有限的合法性，致使组织始终存在着妥协关系。

二、集体行动的结构：产生与结构化的本质

组织是游戏中构造的，契约网络的活动场所或行动环境，也构成了行动的框架，其内部行动服从多重理性。而对行动影响占主导的是局部秩序，局部秩序是妥协的产物，权变性、或然性。正因组织是一种特殊的环境，组织研究的也即是组织这一具体行动系统（集体行动的结构）的产生与维系。
回答这一过程的产生，Friedberg指出互动实际上是协商与权力诸种过程，也即是互动的外源性动力，因而持续的结构化行动领域。回到结构化的本质，Friedberg指出结构化即是调节稳定协商与权力的过程。

第四章 行动环境的建构：行动者的相互依赖、协商性交换与可替代性

前文已经叙述，社会行动始终以一组固定相互联系的游戏为中介，社会（集体或个体行为的集合）构造了权变性的游戏规则（局部秩序），游戏规则构建了交换和协商的过程，并使行动者合作得以维持。
Friedberg的前提假设是存在游戏，也即一种统合的行动系统，因此其主张分析比较结构布局与行动者及其行为的关系结构，以此揭示系统。
于此，Friedberg首先指出，不存在纯中性的领域，权力关系必然蕴含在社会行动中，并进而引发对行动领域的建构。

一、权力

（一）、权力定义

Friedberg指出，

“权力都可以被定义为行动的诸种可能性的不均衡交换，也就是说，一群个体之间的行为的可能性的不均衡交换和/或集体行动者之间行为的可能性的不均衡交换。”

权力同货币一般，本质为交换的中介，不可被积累，具有现时性；权力与交换（合作）互为依赖、协商与交换（合作）互为依赖，也即是权力的双重属性。

（二）、权力定义的讨论

Friedberg批判既有分类系统是先在性的分类于现实的强加，Friedberg为经验主义，此处的哲学讨论或可进一步在《现代性与后现代性十五讲》稍加了解。
权力是行动者的能力，其用途为塑造有利交换的过程。

（三）、权力的来源

1、特殊的能力
一方有另一方欲求的东西，或是能力。其为解决问题的能力，也即是“行动可能性的实际效用”。同时，对某一问题的界定，实际同时界定了专业知识的范围。
2、选择的余地
一方的选择余地大，不可测性强，另一方的选择余地小，不可测性弱。也即是“与他人交易的自由余地”。
对于这一权力来源，Friedberg继续发展，策略价值在不同环境中不同，也正因为存在不可测性，存在了协商讨价还价的空间。
Friedberg继而分别了不可测性(unpredictablity)与不确定性(uncertainty)，以此回应谢林悖论，也即弱者的权力通过固定自己的可预测性，引入了新的行动者，而新行动者不可预测性，使游戏不确定而因此获得了权力，也即弱者的权力。

二、交换

交换分为经济性交换与政治性交换，前者是工具理性，后者是风险赌注，通过规则控制交换。
在政治性交换的游戏中，行动者有着两种策略，进攻与防御，都是围绕自由余地的展开，增加他者的可替代性，减少自己的可替代性，这是每个参与者都在做的事情。
同时，在政治性交换中，行动者最为理性的策略是建立对不确定性的垄断控制权，但垄断是一种理想状态，现实中则是居中，因而力量始终是在不断地重新分布。
事实上，政治性交换一直不断渗透入经济性交换中，此处于我想起波兰尼的社会与市场的互动。正是由此，因组织是人为建构的行动领域，渗透导致组织天然便蕴含着不平等，并在运行中不断加固不平等。进一步，市场与组织相同，其自身也是被建构的行动系统，趋于组织化。

三、权力与交换：局部秩序自主化的具体要素

上述行动策略的协商性行为，生产了诸种规则，也即游戏建构了暂时性的不平等均衡，一种局部秩序。根本上，这是政治性的秩序与逻辑。
而这种局部秩序的构建是自主性的，稳定环境的自主性更强，甚至会完全遵循政治性逻辑，进一步分析，自主化包含了四种要素。
每个人都有最低限度的自愿，政治性游戏因此始终存在；各类型障碍始终存在，交易成本学派的逻辑于此契合，也即始终导致自主性；相关行动者接受的测量技术的效力，以此对不确定性的补偿规避，新制度学派的逻辑于此契合，社会价值观的影响；及成本是否容易转移到第三方，也是对不确定性的补偿规避，此处或契合博弈论思路。
Friedberg于本章构想了两种理想概型，经济领域与政治领域，并指出真正的现实处于两者之间。

第五章 行动领域的混合规则：具体行动系统的概念

本章的翻译的较好。Friedberg前文指出，正是协商性交换建构了初始结构，结构创造之初，即蕴含着整合控制交换的意图，本章考察这一结构化的本质。

一、行动领域的混合规则

（一）、批判二分法

Friedberg批评早期20C60s的二分法为依据，划分组织与市场或正式与非正式两类。认为其低估了市场的组织特征，高估了正式化的作用，正式化实际在所有行动领域中存在，且影响力有限。
正式结构是协商的结果，其与成员实践密不可分。
正式结构的控制力有限，在实际运行中因为不确定性存在张力。同时其自身也产生着不确定性，使行动者与正式规则间有间隙。围绕着规则不断产生着不确定性，难以简单概括。

（二）、组织的混合规则

规则不仅仅是工具，也是资源，以此上层可以规制工人的行为，建构行动领域并塑造行为，同时，规制是可调整，乃及悬置的，其根本上是不确定性的。规则背后必然存在这权力关系，如加丹加系统与实际预算控制。
Friedberg继而批评技术分析，引入社会-技术分析，无法消除不确定性，技术实际是与协商相互建构的。技术会塑造人的行为，但行动者也有不确定性的运用技术的方式，正式结构并不能决定行为，而事实上，正式结构建构了行动者协商博弈的环境。

“正式规则与非正式规则、控制规则与自主规则都保持着同样的创造性的张力，有时共同构成结合性的力量，有时构成彼此互相削弱对方的力量。诸位参与者的行为整合，始终是由一种混合体造就的。(P152)”
“正式规定根植于权力结构中，根植于交换和协商谈判的非正式过程中，而且正式结构框架反过来又为非正式过程提供诸种依据和资源。(P153)”

二、行动领域的分类考察：连续统概念

对于二分法的批判自然的引出了连续统概念，Friedberg指出，组织始终重叠着人为规划与自发形成两类，不能完全分开，正式结构只是总体行动结构中的特殊形式，是其创造的局部秩序，也即具体行动系统是权力与交换策略性交互作用的产物，其反过来也调节规制着权力与交换互动。
具体而言，连续统的考察存在四个维度。
诸系统的差异，也即在于建构其的机制的正式化程度的差异；目标明晰程度的差异；参与者对目标的认知与内化差异；及参与者承担责任的差异。
第三维，Friedberg讨论到具体行动系统预先假定了并非同质结构，参与者会相互影响。第四维的责任，Friedberg进一步扩展道，市场中协商谈判对象的诸种问题往往被委任于第三方权威，第三方被置于行动者之上的现象，不仅在组织中存在，也在市场中存在。正因此，任何一个行动系统的规则，由于第三方存在，都同时有着内部与外部的双重特征。

三、行动系统的发生顺序：三阶段

Friedberg指出了三个阶段。
首先，由非合作、矛盾冲突到共存，暗中的共谋，也即表面不承认而实际合作，此阶段的协作很脆弱，如波兰共和党与天主教会；进一步，到合作成为了一种自然秩序，产生了共享观念、模糊的集体身份，如工业关系系统；再进一步，则到了利益集团达成协议，对职责授权，给予部分管理权，为系统控制管理，如二战中德国、日本工业的官方企业联盟。
这三个阶段并非线性的，也没有高下之分，苏联解体后由第三阶段回到第二阶段。Friedberg认为，了解形成过程可以更好的理解新形态的实现方式。于此，其推崇钱德勒的历史研究或定性分析的进化论观点。
研究重心遂由企业组织转移至更广大的系统与行动上，于此的经验性研究也将移植于理解局部秩序（社会规则）中条件机制的作用。

第六章 局部秩序与社会规则

一、规则的双向矛盾

Friedberg指出，界定问题及解决方式，实际也限定了新界定的产生，达成了相对的稳定，此处的思考同福柯一致，知识-权力。围绕着问题与解决方案，权力关系在其中粘合，一方面规则限制了投机，一方面也产生了新的投机行为。因而，规则不是单方面的强加，而是多方协商的结果。
及其一旦制度化，则开始制约所有相关群体，规则不断被修订，也不断支持相关群体的利益。这即是规则的双向矛盾，制约与获益并行。因此Friedberg强调，规则的调和作用，其政治性不可还原，是妥协的产物，是事实性的接受，而非道德上的接受。

二、局部规则的扩展：社会规则

这种思考的核心是理解社会过程，行动是行动领域的建构与重构，重构源于网络均衡被打破。

（一）、组织建构市场：对协商的管制

市场的产生即是创立了制约的力量，对协商进行限制，协商在市场的边缘消解着市场系统的规则，而管理市场的组织对规则外的协商警惕，正是由这种思路，可以说是组织建构了市场。

（二）、具体分析思路：批判理想化分析

继而Friedberg批判Simmon的理想化分析，指出应当关注事实的、具体的市场。认为应提供一个行动者系统的连续统分析框架，而非人为分离的分析，关注规则机制及行动者的行为。

（三）、局部秩序扩展：社会规则

局部秩序依赖于更大范围的社会规则机制，也在不断超越其限制，因而社会得以革新。
Friedberg的思路继续展开，这种政治性思考便对当下制度的合法性产生质疑，政府与社会中的其他系统本质相同，都是互相缠绕的行动系统，只是更大范围的系统，普遍条件或也只是更大系统的“局部秩序”。
我们需要考察一般条件如何影响局部游戏，及反过来局部游戏如何回应一般条件的渗透。事实上，我们也只能通过对局部秩序的考察来分析普遍规则。而每一部分的局部秩序都是相对自主的存在，没有高下之分。
Friedberg强调具体的科学，这种具体科学将政治系统击碎，消解了它的中心地位，也是从这个角度，这一分析归属于政策科学，致力于理解与改造局部秩序。

第三部分 集体行动的组织分析：推论模式的基本原理

第三部分 导言

一、批判分类学

Friedberg于此强调对分类学的反叛，批判当下形式主义与先期构想的陷阱。其指出分类研究与经验分析的不可调和，二者内隐着互相消除的倾向，Friedberg批判分类研究的无意义，制造了虚假的确定性，分类的有效性是有限度的，亦是权变性的指导。

二、集体行动分析

集体行动组织分析则不寻求详尽论述类型，盖因分类学正是行动分析反对的静态观，先在标准对现实的生搬硬套，而Friedberg实际主张将政治秩序的考量代入组织分析，提倡的对组织解构，回到诸社会机制上，探究组织过程，发展出更具概括性的分析社会规则的推论模式。
第三部分的三章论述推论模式的三个前提，也即行动者及其理性、系统，与权力。

第四部分 作为工具的组织分析方法：研究与行动的意涵

第四部分 导言

导言叙述行动理论的两类贡献

一、生产具体知识

Friedberg强调局部秩序的特点，如有限时间、有限空间及政治性。因此在Friedberg只提供一个粗糙的框架探究经验现实。以局部模式比较，进而了解普遍属性。
Friedberg对于理论与经验的关系进一步反思，认为理论必须关联经验。

二、真实的变革观

Friedberg于此论述行动方法论，行动者尤其自身逻辑、行动能力及规则，而变革也必以合适的策略，由此引出了真实的变革观。不再预测，而是参与进去，带入新的知识，理解隐含的真实状况，帮助行动者获得能力去重构游戏活动。16.12.12 11:35 于正心

第十章 扎根理论的建构：归纳与分析

由第三部分引申，分析者进入现场以行动者视角观察，本章叙述如何在现场中重获严肃性距离，及组织分析的效度问题。

一、方法论哲学：收集数据的浸入-归纳

（一）、发现行为领域：经验能力

正是由于现象不可化约的权变性，只能采用假设归纳方法重构局部秩序，而非分析总体性社会结构。
首先要发现权变性的行为领域，集体行动分析推论模式提供或建构了发现。
此处最为考验研究者的共情与运用经验能力（此处Friedberg强调的empathy翻译成“共情”或要比译成“同情”更好）。

（二）、进入行为领域：共情与价值中立

我们理应避免先入观念的影响，保持价值中立与共情，也即废黜认识论的分离，强调行动者的能动性，及资料的同等重要性，摒弃人为的区分挑选。
此处我在思考的是，先入概念与先入观念是否差异，前者是一套理论概念，后者是道德判断，道德判断的避免应当，而概念的避免是否应当。

（三）、深入行为领域：不可知论与后验模式

1、批判社团主义
进一步，Friedberg与社团主义对话，认为社团主义分析失衡，偏袒一方，强调应持不可知论的研究，分析影响而非道德判断。保持好奇心，不断进入不同行动者的主体世界。此处我思考的是，现象学反思，主体间性在行动者未长久生活其中，没有共有的经验下，如何获得共享体验与知识，也即如何进入他人的主体世界。
于此，采用半结构化的访谈，专题研究，如果定量研究放弃先在的标准化思考与具体类型的塑造，实际上不排斥定量手段。
2、批判自然范式
进一步，Friedberg与自然范式对话，指标的建构必然以定性为基础，但一旦建构往往不在重改，是为与归纳逻辑冲突的原因。与定量之争，实际在于先在与后验的争论，是设计研究的理念，而非技术手段的争论。
此处我思考的是，与Duncan、谢宇的异质性概念相同，是统计学无法避免的矛盾，及社会科学的不可重复性。

二、方法论哲学：分析数据的比较与再介入

（一）、撤离行为领域：跳出比较

浸入后的跳出，以注重观察比较重获外在性。此处我的思考是，是否真的可以做到比较研究的中立性，依据这一分类是否存在主观挑选。当然，后文Friedberg也有回应这个问题。
Friedberg强调在单一专题中，挖掘行动者相似与相异的世界观。乃及从单一专题内部转向其他专题的比较质疑，在比较重归纳为唯实论扎根理论，更进一步在唯实论扎根理论的比较间提炼出唯名论扎根理论。也即最后提供一种建立于经验上的、局部有效的描述性假说与解释性假说。

（二）、反馈行为领域：反复释义

什么时间停止对数据的收集是人主观判断的，必然会存在有效范围，Friedberg强调分析只是尽可能抑制研究者的主体性，但也正因为不可避免主体性干扰，研究成果的反馈变得重要，分析也应当尽可能将反馈纳入。
也即研究者描述后，研究成果与行动者再作用，参与者自动提供释义恰是系统运行功能的信息，也即反馈会验证此前的判断，相关当事人的反应为理解系统提供了另一条途径。将之统合入研究，研究者再次释义。

（三）、变革行为领域：比较与再介入的重塑

Friedberg论述不存在真正的正义原则，而都是妥协的产物。比较本身则提供了重塑的手段，尽管有限概括重构的是局部的、暂时的妥协关系，最终仍然希冀的是批判态度，以此建立一种公共的、持续的日常结构。
Friedberg讨论了组织分析方法的程序科学，虽不能重复验证，但“尊重调查研究的程序，保证数据的收集和处理尽可能公开的、系统的和公正无欺的。”，Friedberg承认自身研究与科学的分歧，但这是因为变动不居的流动性，迫使我们只能生产有限性知识。但另一方面，这却亦有着改造现实的取向，从这一角度出发，则与科学目的相同，以介入的方法引发行动领域的变革。

结语 理论与实践结合的另一路径

Friedberg总结了组织行动分析对变革的两点贡献，一是生产具体知识，思考过程而非结果；二是使行动者学习具体知识成为可能，在反馈中连接行动者。
进一步其强调变革逻辑与解释逻辑的同一性，而非二元对立，是于理论与实践的结合。具体行动领域里行动者使用及改造实践，知识与实践互相促进，紧密联系。2016.12.1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