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iary_南京旅闻暨社会学年会后感

说起来我去南京，已经有三次了。
第一次去南京是去岁九月，拖着疲倦的身心去南京大学社会学系面试；第二次是今年一月，我同室友竺晋在南京大学社会学院，学习大数据在社会科学中的应用；第三次是今年七月，我同吴肃然老师及室友郭育松，在南京大学听今年的中国社会学年会。
这三次的心情各不相同，值得玩味，也正是我这半年来心路的转写。

谈及对南京的第一印象，我记忆里仍是江南九月的细雨绵绵。
当时我已筹备了半年多的研究生推免考试，心中的倦意到了顶点。加之七月份时已经收到了华东师大地理学系与西安交通大学社会学系承诺的入学资格，心底有了退路，也就是再无一往直前的勇气。我在南京大学面试前的暑期未有丝毫准备，赤手空拳的往南大去了，多少存着侥幸的心思。面试的结果很不理想，当时方长春老师问了我很多问题，我答的没有头绪，面试尚未结束，我心里已经有了大致的谱子。面试的当晚便匆匆赶往了广州。
在南京大学的失败是我推免过程中的唯一失利，这让我迁怒了南京，南京的细雨绵绵也成了我回头对他人讲的阴气森森，我说南京城像一个没落的贵族，南大也是如此，好像紫气东落，骨子里仍然傲气逼人。

第二次去南京是翌年一月了，江南冬天室内阴冷，室外细雨仍然下个不停。我的活动轨迹因为白天的课程，都是趁着夜晚，才从仙林往返秦淮市区。
印象里秦淮河人声鼎沸，但萦绕在白墙青瓦的，是我对大数据课程干瘪的乏味。夜色里玄武湖是我唯一能够得到慰藉的处所，我和竺晋绕着湖边闲逛，不觉已是十点多，玄武湖的后身安静，湖边长廊可以坐下放空。我仍然耿耿于怀去岁的失利，更耿耿于怀的是我似乎失去了前进的方向，南京是我两次压抑的惆怅，也是一次胜过一次的迷惘。

第三次去南京是这次七月的中国社会学年会，心情与年前年初已经大不相同，压抑仍有，但小了很多；时间更为宽裕，我提前来了两天，又晚走了一天，刨去年会时间也多了三个白日的旅闻。
这次来的正是盛夏，南京艳阳高照了一个星期，同上两次秋冬夜色的南京大不相同，一扫了淫雨霏霏。我借着空闲先后重访了夫子庙、南大鼓楼校区及东南大学四牌楼校区；参观了中华门与中华西门、大报恩寺塔、饮马巷、南京博物院、廖仲恺与何香凝墓及中山陵。
七月十四的晚上，我同育松在秦淮河附近漫步，不经意走到了大报恩寺塔处，上次在南大学习的时候，陈云松老师讲过大报恩寺塔是国外较国内出名的“中国瓷塔”，也是我第一次听说报恩寺塔。如今在秦淮河旁，我们看到的只是太平天国烧毁后的复建，报恩寺也是新修的，不同夫子庙摩肩擦踵，这里往来的人很少，让我颇多感慨“长江空自留，天子今何在。”当年闻名海外的琉璃塔，如今只是尘土供后人凭吊。
七月十八日的下午，我同育松往中山陵拜祭。出租车司机或许是各个城市最能言会道的群体之一，我和中山陵门口的出租车导游聊天，他讲南京城的貔貅、钟山的风水，蒋、毛及廖家的民间八卦，南京城的魂魄便于此被慢慢勾勒出来，南京人的气质也蕴藏在了这江河与朝堂的变换中。我开始有些喜欢南京，南京城仍是我眼中的没落贵族，但蓦地让人可以亲近了。

这一转变的缘由还有社会学年会的关系。
七月十六日是年会第一天，上午是闷热的开幕式，下午我旁听了三个不同的论坛。这一旁听让我十分失望，论坛论文大多枯燥单调，一方面研究难以重复，很难奠基后辈的进一步研究；一方面研究洞察稀微，我同母亲讲年会报告使我对学术失去了兴趣，社会学研究似乎成为了自说自话的表演，无法为社会产生丝毫贡献。
七月十七日是肃然老师与我署名的中国研究论坛，我早上同肃然吃了饭，便很早的在论坛教室里等待了。不同于昨日的失望，这一论坛的参会论文让我十分振奋，一方面或许是因为论坛参会者的层次不同，昨日多博士，今日多教授；一方面或许也是这一论坛的议题能够更引起我的兴趣。昨日的失望很快退去。
清华博士后陈越鹏对城市空间的生态学研究与华科博士刘杰的政治制度研究，十分契合我的研究兴趣；很欣赏北大系主任张静教授对个人与社会关系变迁的讨论，很好地衔接了理论研究与社会政策，点评思路清晰干练，气质亦让人折服。南京大学几位教授的讲话，则让我对南大社会学系肃然起敬，再无去岁失利时对南大的抵触，邓艳华教授的组织声誉研究、刘林平教授对社会学科现状的抨击、翟学伟教授的方法论演讲，都确有学者风骨与洞察。金陵城里的南大对我不再冷漠，论坛的讲话可以感受到学者对社会的关切与热忱。

正是因此，我在年会的最大收获或是对学界生态的祛魅，眼见了一些学者的冗杂无趣；也眼见了一些学者的深刻厚重。学者间的差异是极为复杂的，学术圈也同社会的其他任何职业一般，一部分是有宏大志愿的人，也更多的是有随波逐流的人。
南京城墙在风吹雨打了五百年后后仍旧屹立着，我希望我也能够始终保有赤子之心，在风吹雨打的生活里始终屹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