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ummary_社会态度与生育政策的变迁

这篇综述是后来发于《青年探索》2020年第4期的草稿，草稿中“民众对人口政策的态度”叙述更详细。补记，后看到郭未老师两篇关于中国育龄人群二孩生育意愿研究论文的分享也是涉及这个话题的，是于2020年发表。具体论文是“Fertility intentions of having a second child among the floating population in China.”、“Comparison of second-child fertility intentions between local and migrant women in urban China.”

中国的计划生育作为写入宪法的基本国策，从建国以来的70年间，我国约有35个年头在实行计划生育政策，大约占了二分之一的时长，可见人口政策对于每个家庭和个体的影响之大，深刻影响了当代中国社会。但过往的文献大多着重于专家学者们讨论中央是否应该进行计划生育，或中央是否应该放开计划生育。在这方面，王军与贾晓菲于2018年对计划生育政策的争论进行了系统的历史回顾，可见下表“学界关于人口与计划生育政策论战示意图”。（王军、贾晓菲，2018）

	时间	稳妥派	改革派
生育率	1982年/1990年	人口数据较为可靠，双方均认同数据且支持计划生育
	1992年	数据不可考，瞒报漏报严重。生育率应在2.1~2.3	数据虽不完全真实，但也反映了部分人口现实。生育率可能低于更替水平
	2000年	总和生育率应在1.7~1.8	总和生育率约为1.23~1.6。
	2017年	总和生育率应在1.5以上	总和生育率在1.5以下
估计方法		间接估计	直接计算
政策建议		对目前中国的生育水平持乐观态度，认为当下仍然处于适度的低生育水平，极低的生育率调查数据并不真实，维持适度的低生育水平对国家社会经济发展有好处，旦放开可能会出现出生人口的反弹，即使是低生育率同样也对教育、就业、妇女地位等产生了积极影响。	中国的生育水平已经很低了，继续限制生育是雪，上加霜，应该实行生育自主，计划生育政策的调整和放开刻不容缓。

这些来来往往的争执都是学界内部的争执，而对于真正受此政策影响的社会大众则讨论乏陈。我们应当明确，社会大众对于人口政策的态度，不同于人口政策对于社会大众的影响，二者或许并不同步，也即支持政策并不意味着生育，反对政策并不意味着不生育，这就意味着人口学作为能够影响政府政策的社会科学，不仅仅要在学理上予以政策的合法性支持，更应该在社会层面理解大众意愿。我们举一个简单的例子，比如某人反对当前的人口政策，想要生育更多的孩子，但受限于二孩政策，只能生育两个孩子；再如某人支持当前的人口政策，但由于他暂时没有生育计划，反而没有生育。由于这方面的文献较少，本文因此简要基于两个阶段回溯大众对于人口政策的态度，即严格计划生育阶段（1978至1984）与稍微放开的一孩半阶段（1984至2014）。

一、严格计划生育阶段（1978至1984）

在计划生育实施之前的1966年到1976年间，由于农村的生活压力主要依托于农业合作社，个人的生产效率在集体中并不重要，男性的劳动也被相对的压制了。但另一方面，虽然农村地区经历了深刻的社会主义建设，由于家庭仍是难以替代的基本经济单位，中央政府难以彻底地对其加以改造，大量的传统习俗仍然留在老一辈的心中，成年男性作为重要的劳动力，“在征询子女意见前，两家人仍然会通过媒婆来知晓对家情况，比如对家有多少人丁能够下地干活、家里有多少财产与收入。”（Manni，1981）老一辈仍保有着多子多福的传统观念。随着1978年开始的包产到户改革不断深入，个人劳动与生产队逐渐并重，其时中国广大的农村地区仍然以体力劳动为主，因此某种程度上，正是由于计划生育政策，男性作为劳动力的象征却被进一步加强了。由于人丁兴旺的家族能分到更多的土地，因此也就显而易见，哪个家庭中的男丁更多，哪个家庭的生活就能更好。（Goodstadt L F，1982）受限于经济条件，相当多的新婚夫妇仍同父母一起居住，父辈对子女的生育意愿无疑有着巨大影响，而长辈无疑拒斥着独生子女政策。
不同于农村地区，城市地区的抵触则少见很多。聂（Nie）于2003年夏季在上海市，对18名男性与29名女性，就他们对计划生育政策的看法做了深度访谈，访谈对象从20岁到79岁，一组老一辈18人，更侧重于70年代末计划生育政策刚出台时，其正好处于生育年龄；另一组年轻人则更侧重于2003年访谈时处于生育年龄。老一辈中，8名受访者退休，10人仍在工作；12人在职业生涯中升到了管理层。3人受雇于农业，7人受雇于零售业或制造业，2人受雇于卫生或制药业，3人受雇于金融业，3人受雇于政府。在这些老一代的受访者中，18人中有16人报告说，当时他们赞成独生子女政策；没有人报告反对，而有两人没有给出明确的答复。Nie与Wyman对访谈结果进行了深入梳理，认为当时城市抵触较少有三方面的原因。一是因为70年代末，政治风气尚未放开，与计划生育政策相关的经济激励和抑制措施向大多数人表明，违规将导致严重的违纪后果；二是因为建国后性别平等的大力推进，妇女在城市劳动力队伍中日益重要的角色与其作为家庭主妇的角色日益减少是平行的，由于参加工作养家糊口，许多妇女常常发现生很多孩子是不可能的，这也使她们很少有时间从事传统的生育角色，同时为了给孩子一个适当的教育，“即使没有独生子女政策，他们也没有足够的时间、金钱和精力抚养一个以上的孩子。”（Fong，2004：74)）城市女性也愿意少生优生；第三点则是因为上海政府对公众的教育与宣传，鼓励人们关注人口过剩问题，人口预测被贴上了科学的标签，并被用来使独生子女政策看起来像是一个合乎逻辑且必要的解决方案，城市中的民众的确意识到了人口问题，为了国家稳定，许多人也确实愿意只生一个孩子。（Nie Y、Wyman R J，2005）
因此，在我国实施严格的独生子女政策初期，城市与农村地区呈现了相对截然不同的面貌。一方面城市地区取得了相当大的成功，民众抵触较少，但在农村地区，由于儿子在中国传统社会中具有着巨大的象征意义和现实意义，反对计划生育的政策呼声很高，并且这种呼声一定程度上促生了溺婴等农村社会问题（Wasserstrom，1984）。

二、部分放开一孩半阶段：1984年至2014年

正是在当时农村社会的呼声中，中央政府在农村地区部分地放开了计划生育为一孩半政策，并一直延续至2014年。李军峰2005年对河南某大学基于279个样本的抽样调查显示，有51.1%的被访大学生支持独生子女政策。但如果按独生子女家庭与非独生子女家庭划分，则有了差异，前者支持占61.6%，后者支持仅为47.2%；按城乡划分，则城市子女支持占57.4%，农村子女支持占45.9%；按男女划分，则男性支持占45.6%，女性支持占55.8%。调查显示，大多数不支持的被访者主要是基于独生子女家庭未来可预见的养老负担。（李军峰，2005）这也符合了上文中Nie与Wyman于2003年对上海青年的访谈结果，在上世纪八十年代至二十世纪初期，中国独生子女政策最重要的发展是新一代独生子女政策的内在化。在计划生育政策实施后，三口之家成为上海的常态，2001年，上海97%的家庭有一个孩子，2.9%的家庭有两个孩子，只有0.1%的家庭有两个以上的孩子。Nie与Wyman分析道，城市文化鼓励着单身青年，特别是女性珍视自己的生命，把生育看作一种选择，而不是一种必需品；同时，虽然城市的收入和生活水平有所提高，但人们的期望值也同样迅速提高，和1979年一样，20世纪初期的青年父母们认为，如果他们想给孩子一个适当的教育，他们便不能有一个以上的孩子。（Nie Y、Wyman R J，2005）这样的情况在中国其他城市也十分普遍，但同时，这也显示着其时户籍制度割裂下的城乡人口生育态度差异。
曹世雄等人尔后于2010年，基于中国2005年19个省份4600名妇女的抽样调查，探讨不同年龄别、不同收入群体、不同教育程度、不同职业对人口生育意愿的影响，虽然其关注重点并不在于社会大众对人口政策的态度，但在文中也展示了上述因素与大众是否支持人口政策支持的关联，深化了此前学界较少关注的社会大众对人口政策的态度研究。
调查显示，（1）总体而言，78.7%的受访者支持中国的独生子女政策，13.4%的受访者不支持。（2）年龄方面，2005年时20到29岁的人，即出生于1975年至1985年间的一代，是在国家严格执行计划生育政策的进程中成长起来的一代，他们支持计划生育的比例达85.42%；2005年时30到39岁的人，即出生于1965年到1975年间的一代，出生于国家建议晚婚晚育的一代，他们支持计划生育的比例为80.11%；出生于1955年到1965年的一代支持计划生育比例为79.71%。我们发现年龄越大的人，虽然仍有过半人数支持计划生育，但绝对数量明显减少了。（3）收入方面，收入越高的人，越支持计划生育；在教育方面，教育越高的人越支持计划生育；城乡方面，农村地区与人口密度较少的三四线县城更多的人反对计划生育；（4）职业方面，体制外的农民、劳工更多的人反对计划生育。（5）性别方面，2005年前后，绝大多数的社会大众（78.7%）是支持计划生育的，年轻一代的女性、大城市中的女性、从事"知识工作"的或其他技术性工作的女性、有着更高教育与更高收入的女性普遍希望保持核心家庭。这一结果也契合着上文Nie与Wyman的访谈，相当大程度上揭示了为什么计划生育得以相对完美地贯彻了三十年，在于教育与收入水平随着城市的扩张，也在晚近三十年间提高了。当然，曹世雄等人也指出了城乡分裂的人口后果，批评了计划生育政策忽视了长期的潜在人口风险。（Cao S, Tian T, Qi F, et al，2010）
但2014(2013)年“单独二孩”后，2016(2015)年“全面二孩”政策放开，对于社会大众是支持或反对计划生育政策的有计划、有针对性的社会统计研究仍然很少。这也正是我们需要努力理解当代中国社会大众对"全面二孩"政策的一般态度的原因。

参考文献

[1] Cao S, Tian T, Qi F, et al. (2010). An investigation of women’s attitudes towards fertility and China’s family planning policy[J]. Journal of Biosocial Science, 42(3): 359-375.
[2] Fong, Vanessa L. (2004). Only Hope: Coming of Age Under China’s One-Child Policy. Stanford, CA: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3] Goodstadt L F. (1982). China’s one-child family: Policy and public response[J]. Population and Development Review, 37-58.
[4] Manni T. (1981).Why new marriage law was necessary[J]. China Reconstructs, 30(3): 17-21.
[5] Nie Y, Wyman R J. (2005). The one‐child policy in Shanghai: acceptance and internalization[J]. Population and Development Review, 31(2): 313-3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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