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emo_Peony Transplanted：白先勇如何改造昆曲？

Wei Z. Peony transplanted: Pai Hsien-yung and the Preservation of Chinese Kunqu[D]. The University of Edinburgh, 2011.
今天帮忙查论文，看了一会爱丁堡Wei Zhou博士2011年写的博论《A Peony Transplanted》，谈昆曲的历史演变与白先勇的改编贡献。里面讲国民党到台湾后，把京剧用作谴责大陆在文化大革命期间破坏传统文化的意识形态工具，京剧作为文化手段，我对这段印象比较深刻。不过私下吐槽，我认为文学系（或是Literatures, Languages, and Cultures）写这种论文，确实不如社会系或人类学系的文化研究深刻。感官上缺乏理论深度，偏于新闻报道了。

摘要：在过去的十年里，中国国内又掀起了一股保护昆曲的热潮，这为白先勇的创作创造了有利的环境。从受众群体的扩大，尤其是知识青年群体的扩大，以及昆曲生产和发行策略的日益多样化和创新性，可以看到白先勇作品对中国昆曲话语的重要贡献。这些变化极大地改变了中国昆曲的整体面貌，开创了一个新的时代，新的昆曲舞台作品被制作成内在的昆曲美学和某些传统艺术价值的拼贴。应当说，白先勇在传统与创新、艺术与市场之间找到特殊平衡的经验，不仅为更多的混合昆曲作品的出现做出了至关重要的贡献，同时也为全球化和商业化时代中，中国其他的传统表演艺术提供了借鉴与发展的经验。

一、白先勇的具体改造

白先勇改造了很多方面，涉及灯光、舞台布景、服饰等。此处略。
近年来，现代照明技术在昆曲演出中得到了广泛的应用，但如果应用不当，会产生不良影响，影响演出的整体质量。沈佚丽是上海昆曲团1999年版《牡丹亭》的女主角。当她谈到那场演出的灯光时，她承认使用了很多舞台灯光，这对她的排练和表演造成了相当大的限制和压力。例如，在演出的特定时刻，她很难在舞台上找到准确的位置；当所有的灯光突然熄灭时，她都找不到退出舞台的方法。
在白先勇的版本中，光照的使用相对比较有限。现代照明技术的影响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一是柔和明亮的光线占据了大部分场景，强光很少使用。必要时，采用聚光灯在舞台的某个特定位置挑选一名演员，以吸引观众对他的表演的注意。这有助于减少舞台的空旷，舞台的大小比传统舞台大得多，但只装饰了非常简单的设置。其次，只有少数情况下，彩色灯光被投射到舞台地板和背景上，作为一种特殊效果来描述场景的环境。在《惊梦》一节中，舞台地板上五颜六色的灯光创造了一个充满鲜花的春天花园的比喻环境。第三，当一个场景结束时，整个舞台变得没有照明，因此舞台手可以改变舞台设置。这明显区别于在同一点上使用落幕。
我将借用杜维明著名的"文化中国"概念来讨论白先勇的《牡丹亭》是如何被消费的。在杜维明的理论中，"文化中国"包括三个文化领域：一是以华人为主的社会，如中国大陆、台湾、香港、新加坡；第二是华侨华人社区；第三部分是与中国世界有关的知识分子和专业人士。（Tu Wei-ming. 1991. “Cultural China: the periphery as centre”. Daedalus. 120 (2): 1- 32.）我们可以看到，这个框架涵盖了所有对中国文化有着相似兴趣的人，不管他们的种族和政治背景如何。
在过去的几年里，在这个"文化中国"的框架下，白先勇已经遍及了三个世界。通过对这三个层次观众接受度的考察，我们将看到昆曲等中国传统表演艺术如何可能在一个被现代化深刻改造的全球市场中占据一席之地。

二、白先勇版本的意义：华人的文化认同

白先勇的作品中，昆曲创作所体现的中国传统文化特质，无论来自何方，都得到了中国观众的认同。中国性被认为是中国文化遗产的主要特征，是中国文化和表演艺术的代表；它唤起了一种被称为"怀旧"的感觉，并从本质上把这些人与他们的祖国联系起来（无论是真实的还是想象的）。为了建构这种"中国性"，白先勇不仅采纳了他认为至关重要的所有昆曲习俗，还采纳了一些原本不属于昆曲舞台的传统文化符号，如刺绣、书法作品和绘画。他相信这种结合会"大大提升中国的优雅风格"（Pai 2006:85）。
斯图尔特·霍尔（Stuart Hall）阐述了"文化身份"的概念是指一种共同的文化，是一种集体的"一个真实的自我"，它反映了具有共同历史和祖先的人们共同拥有的共同历史经验和共同的文化准则。它为这些人提供了稳定、不变和连续的参照系和意义。霍尔还指出，这一术语承认，也存在着构成"我们真正是什么"或"我们已经成为什么"的深刻和重大差异的关键点，在这个意义上，文化认同也是一个"成为"和"存在"的问题（Hall, 1990:223-225）。
从白先勇的改造中，我们可以看到大陆华人与海外华人对文化身份的追求。一方面，改革开放三十多年来，中国取得了巨大的经济进步。现在，政府和公众都希望建立和巩固一个得到普遍承认的民族文化特征，以配合其在世界上日益崛起的形象。另一方面，散居海外的中国人对白先勇反应也揭示了他们如何在一个独特的话语中处理文化认同问题，他们如何将自己与母国和所在国联系起来。
白先勇版的《牡丹亭》是一部来自中国文化之乡的作品，以怀旧的方式唤起了流亡华人群体的"文化记忆"。通过这部歌剧，社区成员发现了一种共同的文化特质，这种特质将他们彼此联系起来，也将他们与祖国联系起来。他们对该剧的消费概括了这一联系，并显示了散居社区文化认同的力量。这出戏巩固了这个身份。此外，该剧在异质观众中的吸引力，也为解决国际化深入和散居人口不断流动带来的大陆华人身份危机问题提供了思路。

（一）大陆方面，争论：白先勇版本是否是昆曲合适的改造

主要由两方面的争论，一派认为白先勇的改造是合适的，引入新形式，拯救了昆曲艺术；另一派认为白先勇的改造是不合适的，白先勇不懂昆曲，是门外汉的乱来，商业化了、庸俗化了。对很多人来说，这出戏是他们对昆曲艺术的全部了解。虽然现在参与昆曲宣传的人越来越多是好事，但要确保自己宣传的是"真实"的昆曲，否则误读会最终造成观众流失。

参考P168，里面有很多人名，我就不翻译了。

Gu Duhuang, a “hard-core” conservationist who has been striving to conserve kunqu art for many years and was supportive of the efforts to construct a new audience base, acknowledged Pai’s immense interest in kunqu but meanwhile considered Pai to be a “layman” who doesn’t know about real kunqu.187 Peking University professor Lou Yulie simply opposed any kind of development in kunqu art (Lou Yulie 2007). The most harsh accusations were probably those of Zhu Fu and Yang Ming:188 Zhu bitterly resented the involvement of many “outsiders” in kunqu stage production, and blamed the 2001 UNESCO proclamation of kunqu as cultural heritage as the direct reason for a serious degradation of kunqu development in recent years.

尽管如此，白先勇并不认为他与目标受众建立密切关系是一种迎合。他认为，他并不是在给观众想要的东西，他的作品不仅仅是一部昆曲剧的呈现，而是一种有利于帮助观众了解昆曲、有利于"用美教育大众"的对话。他在宣传推销活动中，始终保持着弘扬昆曲艺术精髓、维护昆曲艺术完整的"终极"使命、

（二）台湾方面

这几十年来，昆曲发展最突出的特点之一，是台湾观众以年轻人为主，到二十世纪末，昆曲似乎已取代京剧成为最受欢迎的大陆戏曲流派。这一极具特色的发展轨迹有助于解释为什么白先勇决定以年轻观众为目标来推销他的作品，以及为什么他认为校园昆曲推广是一个可行的策略。
1949年国民党退居台湾后，京剧作为一种民族歌剧，其宗旨是保持大陆人的归国意愿，维护其作为中国合法政府在世界上的地位，把"中国意识"灌输到大多数台湾人的心中（Guy 2005:160）。这一政策实际上把其他大陆戏曲（包括昆曲）和地方歌仔戏（如歌仔戏198）置于边缘地位。这种向京剧这种民族戏剧形式的范式转变，与民国时期中国大陆戏剧领域的发展相似。
京剧在文化复兴运动期间（从20世纪60年代中期开始）被宣传为"国剧"（国剧），并被用作谴责中国在文化大革命期间破坏传统文化的意识形态工具。随着这一地位的提高，它在这场持续的反华文化战争中被作为一种强有力的武器。随着台湾政府对剧目和演出安排的严格控制，京剧成为一种文化符号，但失去了为大陆人保存家乡文化记忆的功能。然而，随着80年代的临近，随着工业化的进一步发展和政治气候的变化，特别是本土化、民主化的兴起，京剧的特权地位受到质疑：90年代民主发展党即将执政时，京剧失宠于政府，京剧"国剧"的称号被废弃。大部分京剧团解散，培训学校关闭。政府把重点放在"台湾人"戏曲上，特别是歌仔戏，被认为是台湾文化的真实代表，从而建构了鲜明的台湾人身份。（Wei Zhou, 2011:174-180）
国民党对台湾半个世纪的统治随着2000年民进党上台而结束，这进一步改变了台湾传统大陆文化的发展环境。然而，多元文化、全球化等因素仍然为中国传统戏曲的进一步发展提供了一定的空间。
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昆曲在这一时期始终处于边缘地位。与享有特权的戏曲流派相比，它的发展主要依赖于民间的支持，尤其是大学内部的师生流传。下略，主要是昆曲怎么逐渐上位的。
对于白先勇来说，他之所以选择年轻人作为这部剧的目标观众，是直截了当的：“最紧迫的问题是培养一代年轻观众……大学生是我们的第一目标群体，因为他们获得了相对较高的文化知识水平，因此具有审美能力。昆曲是一门很高的艺术，因此自其早期历史以来，文学人一直占据着它的受众群体”。
白先勇的校园旅游策略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缺乏美育的一个尖锐反映，这导致了大多数年轻学生对传统文化和艺术的无知。事实上，白先勇已经多次表达了他对这个问题的担忧。在记录该剧首轮内地校园巡演的文章中，白先勇写道：“上世纪初以来，我国的传统文化每况愈下，无法复兴。特别是五四以后，中国的教育制度几乎完全西化，中国传统的艺术、音乐、戏曲被排除在学校教育之外，而西方的艺术、音乐、戏剧则被列为主要课程。文化大革命中的毁灭几乎彻底摧毁了传统文化。因此，在过去的一个世纪里，我们国家的文化认同被削弱、支离破碎和混乱。但谁不向往我们光荣的文化传统的复兴呢？” 这就是为什么白先勇决定校园巡演将是"这部剧的重要和关键任务"，以便培养一代年轻观众，他们将开始建立对自己文化传统的认识。
在谈到大陆昆曲表演在台湾（也在香港和澳门）受到如此热烈欢迎的原因时，一些人回到道：“对于所有中国人来说，昆曲是中华文明的根基和血脉纽带；它忠实地传达了我们民族的艺术精神和审美价值观。”
白先勇的《牡丹亭》在台湾观众中受欢迎的两个主要原因是：对年轻的台湾观众来说，中国历史仍停留在一个遥远的"想象"之中，"因此，昆曲表演所带来的历史文化失落感与大陆的中国人不同；其次，这部剧的浪漫主题之所以能吸引观众，仅仅是因为它压抑了观众的真实激情，或是满足了他们的欲望，使他们没有了真实的情感理解真实浪漫经历的方法（王爱玲2008:53-54，56）。
与老一代相比，这部剧的年轻观众庆祝的是一个"想象中的"中国，这不是基于对任何现实生活经历的记忆。事实上，他们既依附于地缘政治中国，又脱离了地缘政治：台湾的地缘关系，以及两岸关系的微妙状态，以及其他社会因素，都是造成心理复杂的根本原因。这种"隔阂"的身份使台湾人民的地位与大陆人或世界其他地方的中国侨民截然不同。
对于这些年轻人来说，这个"想象中的"中国，并不是国民党急于打败中国共产党并获得执政合法性的体现，而是一个以其丰富的文化和悠久的祖籍历史而具有持久吸引力的象征性领域。象征性的血缘关系有其根源。这种显著的心理吸引力解释了为什么台湾昆曲社团和学校在经历了这么多政治和社会变革之后，仍然存活了几十年。这也解释了为什么台湾人会同情白先勇重振昆曲艺术的努力，并提供对其的支持。
近十年来，在文化领域的台湾人身份建构中，京剧与歌仔戏（Belinda Chang 1997：127）有着实质性的争论。大陆和台湾之间的文化交流似乎并没有受到日益增长的本土化趋势和台湾持续的身份危机斗争的阻碍。正是在这种情况下，昆曲发展进入了"自发性铰接期"的新阶段。正是这种两岸文化交流的延续和白先勇作品的成功，向我们展示了对中国身份的执着追求。

（三）香港方面

近似台湾，略。

（四）美国及其他西方世界

昆曲在二十世纪初以前在美国几乎不为当地公众所知。1930年，中国京剧大师梅兰芳访问美国时，把昆曲表演带到了美国公众面前：他在巡回演出剧目中放了两部昆曲。然而，此后的昆曲表演主要是在中国社区内进行的，并且自20世纪60年代以来在美国不同地区建立的几个昆曲业余社团也接纳了昆曲表演。今天，美国昆曲的积极推动者们仍然对中国昆曲界记忆犹新，与中国昆曲界保持着密切的联系。
从中国侨民的角度来看，白先勇为这些观众创造了一个"另类中国"，与国家或政治纷争无关。这是一个所有海外华人都能感到自豪的中国。这部剧的巡演表达了海外华人的怀旧情怀。
这些华裔美国人并不怀疑这出戏是否传统。这出戏"正宗"到昆曲也无所谓。真正重要的是它的"中国性"–它来自中国这个祖籍国。这出戏剧的象征性品质是吸引人们去看戏的关键因素。从某种意义上说，以这部剧为代表的昆曲可以等同于京剧、粤剧、川剧，或者其他从中国传入西方的传统戏曲。之所以这样说，是因为这些歌剧中的任何一部都足以在某种意义上代表中国。彩绘脸谱、丝绸服装、假声演唱、杂技表演，这些因素的结合形成了一种象征性的"中国性"。与台湾不同的是，在这里，在西方散居的中国人当中，这部剧受到了狂热观众和评论家从专业角度的不那么严重的批评。对这些美国本地观众来说，更重要的是该剧的象征意义。
与中国社会对这出戏的狂热相反，也有少数美国华裔年轻人因为对中国歌剧的成见而拒绝参加演出。对于这些出生在西方的华裔年轻人来说，参加这个节目给他们带来了双重挑战：慢节奏的表演很难欣赏；带着口音和风格化的演唱方式唱出的古典诗句总是让人看不懂。即使有了投射出来的英语副标题，外语的迟滞效应仍然无法完全消除。

（五）结论

从表面上看，这部戏因其无与伦比的市场成就而被广泛视为昆曲保存的成功范例，但事实上，它为我们提供了一个更为复杂的画面，涉及筹资、营销和传播等问题。这出戏在某种程度上是作为一种文化商品宣传和销售的，但它与普通商品有很大不同，因为它没有被用来盈利。在考察官方参与和所有受众的独特反应时，这种差异更加明显。
如前所述，不同的社会文化环境和人们在不同语境中的各种心理需求，对《牡丹花》的创作产生了不同的反应。然而，我们很难区分这些反应，因为我们可以找到重叠的例子：（重新）昆曲艺术审美价值的发现不仅是对非中国观众的奖励，也是对大陆本土年轻人的奖励；该剧不仅被台湾观众视为中国祖国的文化象征，也被西方流亡华人社区视为中国的文化象征；看到中国不仅在经济上崛起，而且在文化上崛起的自豪感，是中国内外华人的美好愿望。
在全球化时代，一些生活在世界各地的中国移民、侨民及其子女经历了本土化、同化的过程，拥有了所处地方社会的多种民族文化，但仍然需要认领中国人的身份。他们对白先勇的反应揭示了这种需要。此外，中国政府对该剧的支持和战略运用，以及大陆年轻人对该剧的浓厚兴趣，都标志着中国寻求软实力发展和文化认同建设。这部作品所扮演的多重角色表明，我们现在进入了一个昆曲发展的时代，昆曲的发展趋势不仅取决于其内在的艺术品质，而且在很大程度上还受到其新获得的文化遗产称号的影响，这使昆曲成为中国传统文化的合法象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