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emo_埃利亚斯的缺席？

丹尼斯・史密斯. 埃利亚斯与现代社会理论[M].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11.
这本书的作者Dennis Smith系英拉夫堡大学(Loughborough University)社会学教授。Smith写的序言是有趣的。诚如Smith写道的，Elias的书写，是为了回答其自身生命历程中的困惑。一方面，回答其自身作为犹太人与德国人的认同矛盾；另一方面，他将这一广泛存在的认同感的困惑，进一步延展到国家作为个体活动的背景，如何影响个体及被个体影响，即侧面回应了一战德国为何比法国的现代化过程失败–德国人为何失败了？

“埃利亚斯的著述，尤其是《宫廷社会》、《文明化及其过程》和《德国人》，相当程度上正是他自己努力应对犹太人身份/认同（identity）和德国人身份/认同之间张力的斗争产物。”（埃利亚斯，2011：4）
“探索我们复杂的认同感与更广泛的社会过程这两样东西之间的关联。那些社会过程塑造了这样的认同，反过来，它们又受到我们依照这种认同而行事的方式的影响。”（埃利亚斯，2011：4）

我想，作为中国人在理解埃利亚斯时是应可会通的，盖因二十世纪的人的国族/身份认同的撕裂感，是如此普遍，且不分地域、国家。如白先勇在《台北人》中回应了作为外乡人在台湾国族认同上的撕裂，是中国人内部的，对于白，可参见我在黔西南州日记时的提及。作为东北人，二十世纪初日本的满洲遗孤，在我的外祖母的叙述中也并不少见。
同时，又因二十世纪后发国家的挫败是如此正常。如黄仁宇在《万历十五年》间，回应其自身从国民党底层军官到美国教授之间，更宽泛的、二十世纪初的中国人的认同感，乃及其背后的，中国为何比西方的现代化过程失败、为何中国人要挨打。也是出自其自身的生命体验。

“我所以成为历史学家，是因为自己颠沛流离，一切源于中国的动荡不安。”
“对我来说，历史学不只是行业技艺而已。……我开始接触这一行业和技艺，是因为动荡不安的生活造成心灵苦恼。”“在美国读书和打工时，我常被在中国的痛苦回忆所折磨，不时陷入沉思。后来当教师，拿着麦克风站在五百名大学生面前，无法立即解释：为何康有为失败了，孙中山失败了，袁世凯失败了，张作霖失败了，陈独秀失败了，蒋介石失败了。”–中国历史学界为什么对黄仁宇反感？

正因此，Smith对Elias的梳理，对于中国人是有意义的，不仅在于白、黄两位，而是知识界自五四以来对中国人、中国前途的迷思至今仍然存在。在某种程度上，我们所思考的问题，是如此近似，又可以为我们带来异国的反思与观照。Elias在大陆的教材中往往是缺席的，这本书为我们理解Elias的思想提供了简洁明了的概述。

另，这本书购于2019年，但打开还是2020年9月了，在广州开往贵州黔西南州的火车上。其实火车不大适宜看书，颠簸、且有时过山洞，光线明暗变化，会影响下笔思路的持续性。但火车或又是最适合念书的地方，穿山而过时的幽暗，在止住了写字的同时，也被迫使哲思在脑海里更有条理；又如手机信号不连续，看书反倒成了有数的消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