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rose_人生如寄

这篇文章试图澄清我过去一年的困惑。生活的意义为何？个体与社会的关系为何？我的回答是真实感、是清醒地合谋。

（一）人生如寄：生活的意义为何？

晚上在K记吃饭，恰好碰到昱堃。昱堃讲他最近心情不好，对很多事情失去了兴致，我们在K记和邻近的星巴克聊了很久，又沿珠江走了很久，回寝室是十一点多了，前后聊了或近四个小时，彼此心情都放松了很多。
昱堃在星巴克拿起伯格的《与社会学同游》时，讲他念社会学的初心，他印象深刻当时看书时的震动；也讲他的思考，如果继续念博士，为什么要继续念。我们在社会和个人之间如何平衡，我们的生活的意义是什么。按伯格的基督徒式的叩问，人如何孤独地面对死亡；按韦伯的诸神黄昏的叩问，我们生命的守护神是什么。我听了很感动，诚如加缪所说的：“真正严肃的哲学问题只有一个，那便是自杀。判断人生值不值得活，等于回答哲学的根本问题。”
从星巴克出门，沿着珠江，我听着昱堃的想法，也想及自身。在聊天的过程中，我们梳理了自身的想法。我想起了马一浮先生“已识乾坤大，犹怜草木青”的慈悲。在这个竞争越来越激烈的社会，我仍要生活的意义是什么？
对我而言，我所继续生活的意义，或正在于所能触摸到的“真实感”。应当说，社会学使人坍塌了一切看似坚固的信仰，在社会学的视角下，财富、道德、国家，或知识的传承、文明的进步等一切社会性的意义，推至极端，都可说是社会所建构的，或是社会结构对个体行动的规训。“我要”是真的我想要，还是社会希望我要，是难以辨清的。
但一方面，当江风拂过身体，江水的土腥味弥在鼻腔，远处灯光在眼里朦胧，我同昱堃彼时彼刻的闲聊，确是真实的、能够体感的存在。这些“江上之清风，山间之明月，耳得之而为声，目遇之而成色，是造物者之无尽藏。”或正是近代文学转向所试图把握的细腻的真实感。人处其境，当时、当下的令人心安的真实感，文学将这种暂刻又变成了永恒，乃及成就了后读者在前人文字中可获得的持续性的瞬时性精神体验。在现代性的世界，我们制造了作为第二自然的城市，事实上远离了真实，由此这种暂刻的真实感，令人感动。
另一方面，当我们将视野从此处眺向远处，亦能理解，在此时此刻，这颗星球上的各色文明、各种群体正以不同的方式生活，这些个体有苦闷、悲伤、快乐或其他诸情感。我们明白众生皆苦，却也知无论哪一生命，总不乏有片刻的欢乐。更进一步，当思量了时间的维度，我们也能理解，个体虽然仅几十载的渺小时段，但几十代之积的集体文明，虽有其阴暗、腌臜或令人作呕的历史，亦有试图挣脱大地束缚、向未知探索的勇气，有朴素的、对他者困境的同情。人性虽充满卑劣，却不乏美好。美好的事物并非虚幻。
所以当感知到造物者之无尽藏与众生哀喜的并存时，对我而言，是自然地因碰触到真实而心发悲悯，理解“已识乾坤大，犹怜草木青”的慈悲。正是这种对真实感的体味的慈悲，让我得以暂刻地超越社会结构的限制，获得一种超然的心态，在尘世获得精神世界的歇息。

（二）自由的吊诡：个体与社会的关系为何？

如果说文学家对于“真实感”的追求，一定程度上纾解了我的困惑。那么，当社会结构事实上压迫了我想获得的“真实感”时，又应如何自处？换言之，如何平衡个人与社会的关系？人能够拥有自由么？
在这一问题上，社会学教育提供了实际的操作。诚如前文提及，社会学是否只是批判社会，而不尝试建立，社会学是否只是制造了个人精神世界的紧张？我的想法是，对于刚接触社会学或浸润已久的人，这种紧张感都并不强烈，但本科阶段念社会学的学生，这种紧张感会非常突出。盖因社会学知识确实解构了很多习以为常的惯例，但又未建立一套新的、清晰的标准，相反，在各种流派、有时甚互相矛盾的理论争鸣中，相当程度的相对主义思维方式被内化了，有时不可避免地使思索滑向虚无。
但社会学是不是真的没有提供替代路径？昱堃提及，伯格其实提供了社会学的思路。社会学事实上提供了三种处世方式。通俗讲，第一种是出家，第二种是革命，显而易见，这两种都不并可取。那么第三种是什么？第三种是在现有的社会结构中，尽可能地利用社会规则，取得自己所期望的目的。有时很多人从未接受教育的人，如James Scott在东南亚的农民研究，也提及农民会利用结构与规则，发展了弱者的武器；有时这种行动取向或处世方式，和精致利己是相近的，他们都在与结构进行合谋，以达到某一目的。
但社会学教育又不同于上述的是，一方面，社会学教育个体要利用规则来行动，是有意识地、清醒地利用；另一方面，社会学教育个体要利用规则来达成的期望，不是完全利己的，而是指向他者的。
对于第二点，社会学这一期望的产生逻辑，事实上涉及到社会学如何看待自由。社会学理论从不相信个体是完全理性且完全原子化的。根本上“人是社会关系的总和。”社会一方面钳制了个人自由，但个人自由也只能凭借社会才能实现，这是自由这一概念的吊诡之处，也是个体自由与社会限制并非对立而是互相依偎的矛盾之处。当我们抨击社会结构限制了我们的个体自由时，实际上也忽视了社会结构对我们个体自由的支持。
更进一步，这一期许其实蕴含着社会理论家们对于时代问题的诊断。八十年代后，随着新自由主义在全球的扩张，与之相伴的个体化进程迫使着个体“理解自己是一个独立自主的个体……全世界包括所有其它人类，都被看成是‘外在的世界’，以此对照他自己的‘内在的世界’，两个世界间被一堵无形的墙分隔，或者说‘我’不仅与‘其它人’不同，‘我’还物化了‘其它人’，变成非我的、物体一样的‘客体’。这种理解自我的方式，这种在特定文明阶段中的结构性的以自我为中心的自我形象的呈现方式，也就是‘封闭式个体’的理解。”（Elias，2001：52），这便迫使着我们每个人都在寻找我们自身的“独特的”生命意义，且正是因为当代个体固执地，在实际上依赖连续性的世界中，寻求孤立的个体意义，产生了当代普遍存在的个体的荒诞感。（Elias，2001：34）关于这一问题的进一步讨论，可见我曾写的《Elias怎么看待死亡？》。
正是在这一意义上，社会学教育作为公民教育有其道理，它反思制度、资本等诸社会问题，保持着持续性的质疑。但亦承认，当“封闭式个体”已是普遍性的现象，社会学家对个体的期许，还能够实现么？我是悲观的，社会学家看到了时代的问题，但社会结构有其自身的惯性。也因此，当指向他者的路径更多地变成了幻想，文学的“真实感”事实上提供了另一种精神世界中的连续性的集体感，成为了我个体的慰藉，亦无妨是妥协。我仍对他者抱有真诚的期待，但这个时代的基调是苦闷的。社会学教育让我无法完全变成一个精致利己的人，但我们可以清醒地同结构合谋，尽可能地获得更多的、所希冀的“真实感”。我仍希望自己能努力做一个真实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