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emo_传承与断裂 剧变中的中国社会学与社会学家
陆远. 传承与断裂 剧变中的中国社会学与社会学家[M]. 商务印书馆, 2019.
在序言“性格就是命运——早期中国社会学的历史诠释”一文中，周晓虹谈道：
“为何社会学在1949年前被视为激进的学科，并且许多社会学教授确实成为与国民政府分庭抗礼的第三条道路的拥护者，或共产党的同情者，但在1949年后又被视为资产阶级的保守学科而遭到取缔？……（且）为什么1949年国民党去台时带走了胡适、傅斯年、梅贻琦等诸多学术大师，但却鲜有社会学家随蒋介石去台？……在20世纪80年代前，社会学在台湾都未被正式视为合法的社会科学。（陆远，2019：iv-v）”
以往研究往往将大陆社会学取消的原因归为其资产阶级立场、苏联态度等，但这无法解释为何在台湾也受到挫折，周很好地概述了陆文，这或许即
“与社会学这一学科的先天性质或学科性格有关……用雷蒙阿隆的话说，除了秩序以外，还有进步。如果说进步的理想是社会学直接从法国启蒙主义思想家那里继承来的历史遗产，那么秩序的观念则是由法国大革命及由此而生的惊恐而来……许多社会学家都不仅认为孔德及其社会学源于对法国启蒙思想尤其是法国大革命的反动，而且指出正是这一点导致了至今为止在社会学中仍然占主导地位的保守主义倾向。（陆远，2019：x）”又可以说“正是这一学科天生的激进和保守的双重性质，使得社会学1949年前不被看好，1949年后同样不受待见……1949年前，社会学可以在认识和服务的层面上存活，尽管它的改造和批判功能受到相当程度的限制；但1949年后，在一个认为已经不存在社会问题的国家，它的认识和服务功能消解了，而它的改造和批判功能则自然成了挑剔社会的反动象征。（陆远，2019：xi-xii）”
应当说，我的思想也发生了多次转变，按陆文的划分，我从改造、批判社会，转而倾向认识、建设社会，以陈达为榜样。至今年，我投身社会学业已七年了，复往北京念人口学四年，日后思想转向何处亦不得知。我们看五十年前的学者们，他们的群像是缄默的；如果时间推后五十年，后人又如何看现世呢？我所处时代的社会学家们，思想亦是可把玩的。世事一向荒诞，愿我们不辜负自己的性灵。廿一年五月于广州。
第一章 导论
本章讨论了（1）研究对象是早期中国社会学的困境；（2）以往研究方法主要是学科史、学术史及学人史，本书侧重学人史；（3）文献回顾了内史与外史、类型学理论。
这些认识论问题，包含着一系列交互缠绕的二元对立，其中就包括内史论（internalism）与外史论（externalism）之间的张力，这种张力体现为一个基本的判断：知识体系与学科制度的发展是其内部理智演化的自然逻辑还是外在的社会需求的激发。（陆远，2019：20）
第二章 资源与学派、知识与制度
本章通过学术流派与学术阵营的区分，讨论了吴文藻、陶孟和与傅斯年的矛盾，更根本上，是学术阵营间的对立。
吴文藻与傅斯年的矛盾，其与傅的矛盾主要在三点，第一，人际交往方面，吴的夫人冰心与林徽因交恶，梁思成则是傅斯年的挚友，或有一定影响。第二，学术流派方面，1939年，费孝通与顾颉刚曾就“中华民族”概念辩论，令傅斯年震怒，并间接影响了费的老师吴文藻的资金来源，吴因之次年冬天便离开云南前往重庆。第三，学术阵营方面，1934年，傅斯年作为史语所所长，认为人类学、民族学应服务于历史学与语言学学术体系；而吴彼时为燕京大学社会学系主任，因与Chicago U的Park等人关系密切，已大量地派遣学生出国，包含了吴门四犬（费孝通、瞿同祖、林耀华、吴迪）乃及后来李安宅、许烺光等，制定了详细的集群研究计划，事实上并不认可傅斯年的取向，并构成了潜在的对立阵营。
陶孟和被掣肘的原因，第一，陶本身虽凭借社会关系，拉拢了大量资金支持，但也受制于资金限制，其主持的社会调查所偏离了最初社会学构想，完全偏向财政经济方面，乃及“1949年以后，这个机构改组为中国科学院经济研究所，社会学家陶孟和主持的这个研究所，无形中却为1949年以后官方最高经济学研究机构的构建奠定了基础。（陆远，2019：58）” 第二，其与傅斯年的矛盾，同吴近似，陶试图聘请费孝通、李安宅等人，被傅斯年认为是与史语所研究主题重复的学术浪费，两人关系一度形同寇仇。
试图追问：作为社会学家，吴文藻与陶孟和在20世纪40年代究竟经历了怎样的学术遭遇与人生历程？（陆远，2019：35）
吴文藻随身携带着一张燕京大学校长吴雷川手书的长卷，内容是1938年6月3日吴文藻在燕京大学上完最后一堂课后，全体学生送给他的一首《金缕曲》：“莫道英雄无用武，尚有中原万里！胡郁郁今犹居此？白隙光阴容易过，恐河清不为愁人俟。闻吾语，当奋起。”（陆远，2019：36）
进入20世纪40年代以后，抗日战争进入战略相持阶段，中国东部半壁江山落入敌手，行政与文化中心西迁。形势的变化，使得最高当局不得不把西南、西北交通经济建设的发展作为长期抗战与坚果工作坚实之基础。在学术界内部，如果说一年前费孝通与顾颉刚的那番争辩主要限于学术范围以内，那么自1949年以后，按照战时实际政治需要，高度整合学术资源已经成为非常明显的趋势。其中一个表现，就是研究边疆的热潮与边政学的兴起。（陆远，2019：46）
吴文藻很明白，他在云南开展的工作之所以受到人为的阻碍，不乏学术阵营间争斗的背景。不仅傅斯年自己就供职于官方最高学术机构，而且吴文藻所不满的与政治犹太国密切关系的半官方‘文化基金’和‘庚款董事会’，其主要负责人蔡元培、胡适、朱家骅等，都是傅斯年在北京大学的师长，彼此关系密切，从而构成了一个更大的学术阵营…这也是费孝通晚年会认为吴文藻应该回清华的原因。（陆远，2019：55）
第三章 认识社会还是改造社会
本章通过费孝通界定的三条平行线，讨论了民国社会学家们就中国社会学应走什么样的道路问题的争论，具体又包含（1）西方的理论、方法是否适用于中国，案例为严复的总体性回答与民国时专业化、碎片化的矛盾，及吴文藻的社区研究、与陶孟和、李景汉的反对教条（主张本土社会调查）；这又导出了第二个问题（2）社会学是否应改造社会，即价值中立与价值关联的矛盾，案例仍为陶孟和、李景汉的改造虽然号称价值中立，但事实上存在着价值关联。
社会学的上述矛盾，事实上使得社会学进退失据，“在文史的主流里因为社会学和社会主义的瓜葛而不愿加以接受；在社会主义的旁支里，却因为社会学的批评性不适宜于早期的政治运动而加以拒绝了。（陆远，2019：115）” 如今，社会学解决了上述矛盾么？
第四章 服务国家还是批判现实
社会学家们如何理解战后错综复杂的现实格局？在剧烈变迁面前，他们如何选择？这种选择与社会学学科和社会学家在1949年以后的命运有什么联系？（陆远，2019：119）
本章按时间顺序，通过（1）主流的孙本文、陈达、吴文藻等技术取向，他们对社会学学科建制化的贡献，至成立社会部与政府合作的过程：及（2）吴景超、费孝通、潘光旦、雷洁琼、严景耀、赵承信等进步教授以《新路》、《观察》杂志为阵地的批判取向。
尽管不清楚新时代究竟是什么样的，但是显然在内心里，孙本文并不拒斥它。这种容纳，并非因为孙政治立场的左倾，而恰恰是他对政治的疏离——他更倾向于从纯粹的技术层面去理解政权的鼎革和制度的变迁。（陆远，2019：136-137）
陈达始终以技术专家的角色自任，他不想过多地涉入政治，对各种社会问题，始终不倾向于采用革命式的手段，而试图使用演化式的运动，把方法限定在社会政策层面，这是他社会角色的底色，不会因为一时的政治表态而改变。（陆远，2019：139）
以燕京大学和中央大学分别代表早期中国社会学发展的两种不同向度，并非仅仅出自后人的揣度，至少到20世纪30年代初期，当时的社会学界已经对这种分野有所体认…以中央大学、金陵大学、复旦大学和燕京大学、清华大学代表的社会学“南北学派”分野之外，即使在南北各自内部，也存在着学术理路上的差异。（陆远，2019：144）
时势强化了中国社会学对经世致用、报效国家对本土传统的吸纳和固守，却大大限制了学科视域，使中国社会学学人背离了西来的原本就不甚强烈的社会批判的学科使命意识和独立自主的学人精神操守。（陆远，2019：153）
第五章 从“三大运动”到院系调整
本章较为精彩，陆通过Theodore Chen的《Thought Reform of the Chinese Intellectuals》、Robert Lifton的《Thought Reform and the Psychology of Totalism》及赵鼎新等人的“情感-认同”框架，讨论了国家权力对知识分子的改造。其中，国家对情感的引导是通过抗美援朝的反美舆论、国家对认同的引导则是通过土改，按袁方“土改即士改”，陆文细分了知识分子在这一进程中或被迫或主动的共同作用。
自1949年开始…国际政治形势、国内社会经济状况、文化教育方针与政策三个方面共同作用的结果，使社会学学科的内容遭到完全否定。（陆远，2019：156）
在急剧的社会变迁中，知识分子是否发生了情感上的变化？为什么会发生这种变化？这种变化与思想改造运动的发生是否存在相关关系？（陆远，2019：166）
三大运动究竟是仅仅涉及“经济-政治-军事”的事件，还是影响整个社会领域的运动？作为知识分子的这些社会学家参与其中的动因与机制是什么？是一般性的，还是与社会学这门学科的某些特征有关？
作为一门学科体系遭到制度上的颠覆，则源于1951年开始的院系调整。（陆远，2019：187）
思想改造运动运作模式是复杂的，技术上也是策略性的。这种动员在技术上的核心特征之一，就是将同一个群体进行割裂和分化，并对于不同的群体利用不同的模式进行运动。（陆远，2019：201-202）
（费孝通）他赞成改革，可是又不愿完全抛弃旧教育制度，它暗示了自己对正在大学开展的某些改革的不满——尤其在他为自己的学校（清华）和自己的学科（社会学）寻求继续存在的合法性时，这种不满体现的很明显。这仅有的、隐约的一些不满，在随之而来的社会运动中，也被涤荡干净了。（陆远，2019：200）
第六章 社会学在苏联的命运及其对中国的影响
这一章讨论了苏联的社会学教育被斯大林结构改造的过程：
20世纪20年代初，在红色教授运动中，白色的索罗金因为自己的血水长再次遭到批判，与此同时，以往在大学里开设的“旧社会学课程”逐步为社会形态发展史、历史唯物主义等课程所取代。（陆远，2019：225）
社会学在苏联的消亡，实际上涉及三个范畴间的两次取代过程：首先是马克思主义社会学取代资产阶级社会学，继而是历史唯物主义取代马克思主义社会学。如果我们从社会学的内涵来解读，第一次的取代，实际是作为一门学科的社会学的终止；第二次的取代，则是作为一种知识体系的社会学的消亡。（陆远，2019：230）
同时，对于大多数民国时期的社会学家而言，虽有20年代陈达、陶孟和、严景耀等人对苏联的赞赏，但到了40年代，如费孝通、乃及吴景超曾拟计划撰写《苏联经济与美国经济》认为：
从表面上看，苏联这种新的生产制度是行得通的，而且还可取得相当的成绩，但仔细考察就会发现其问题。如斯大林在《列宁主义问题》中列举了五年计划的基本任务，但并没有提到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基本的生活需要满足后，人类的文化需要是无穷尽的，且主观成分极强。将来有一天，苏联发展到第二个阶段，很令人怀疑计划经济能否胜此重任。（陆远，2019：246-247）
苏联依旧只是一个符号。以前他们在心理上对苏联的疏离感，并没有因为一边倒的政治形势而有所改善，以前他们对待社会学的态度更加深了他们的厌恶与疑虑。（陆远，2019：255）
延伸此章，我认为中国建国后的高等教育经历了三次变革，第一次是院系调整后的苏联式专门学校，目的是解决建国后的专项建设；第二次是80年代后，转向了以“985、211”为样板的欧美式综合性学校，目的是建设在国际排名中占据世界一流的高等学校；第三次则是目前“双一流”为样板的，一方面试图保持综合性大学建设所取得的国际排名成就，另一方面，双一流学科的评定又似乎试图重塑学校的专门性取向。但按德法历史，及法国近年的英美转向合并，高等院校既专门又综合似乎是不可行的，我国高等教育仍需继续观察。
第七章 尾声：1956-1957 中国社会学的短暂复兴
1952至1955年间，陶孟和、陈达、孙本文、李景汉等仍或多或少地延续了社会学研究，等待合法性重建。
至1956年1月，周恩来表示“发挥知识分子力量”，李景汉、费孝通等被重新启用，李景汉延续了1926年的《北平郊外之乡村家庭》，1956年秋重新调查；费孝通延续了《江村经济》，1957年重新调查并撰写《共产党中国的农民生活》。二者均发现“中农却相反，收入大多没有提高，有些甚至还有所下降。（陆远，2019：270）”这主要是因为副业、自留地等被取消了。
从1957年1月，吴景超在《新建设》上发表《社会学在新中国还有地位么？》一文开始，至2月的人口问题座谈会、毛泽东国务会议上提及人口问题，再至4月中科院筹建“社会问题研究工作委员会”，费孝通放弃了社会“学”，而仅提出社会“技术手段”，并推动以陈达、李景汉等实用取向的社会学家为代表，试图恢复建制，但1957年6月人日上的《这是为什么？》，反右运动开始了，社会学重建因之停止。陆文发展了以往学术史仅撰写至1952年的问题，延展至1956年的几可重建，这五年间社会学家的心理波动亦很复杂。
第八章 余论：学科制度变迁与社会学困境
本章讨论了西南联大后，从“社会学系”逐渐改称为“社会系”，事实上培养侧重由通才至专才。但结尾经Burawoy的公共社会学展望则过于空泛，毋宁讲公共性，大陆社会学在专才培养仍十分欠缺。
对社会学人才培养从强调广博转变为强调专业。某种程度上体现的是国家权力对教育的掌控和约制。（陆远，2019：292）
全面抗战初期大规模的高校内迁过程，也是以教育部为象征的国家权力渗透并逐步掌控高等教育，使之初步国家化的过程。（陆远，2019：292）
最后，陆远一书重史料、轻理论，仍有作者本科的历史学背景的痕迹，社会学理论的分析则略显空泛。
此外，（1）有关华人社会学史的讨论，亦有Warwick曾博文（Albert Tzeng）的博论《Framing Sociology in Taiwan, Hong Kong and Singapore》。（2）有关大陆人口学史，王军老师曾向我推荐过复旦大学金度经的博论《知识的条件：人口控制论如何获得权威》、清华大学王盼的硕论《担当与求索：建构政策改革的机会空间》。（3）另有如 A Digital Reading of Twentieth-Century Demography等国际社会学、人口学学科史。供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