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emo_Demographic Transition Theory

Kirk D., 1996, “Demographic Transition Theory”, Population Studies, 50(3), 361—387.
这篇文章是Kirk（斯坦福大学）于1996年发表在Population Studies。人口转变理论一般被认为是肇始于Notestein在1945年的文章，或更早第一次使用转变这种描述的则是Landry 1934年的《人口革命》一书。
这篇论文的重要性在于，第一，人口转变作为一个理论，不能仅仅描述现象，Kirk总结了死亡率为何会下降、生育率为何会下降的主要动因；第二，Krik启发我们，理论内容应该包括什么？如果转变不仅仅是出生率、死亡率，我们要如何去测度人口转变，不同转变间是否有特定内涵、是否存在更一般性的因素。从这个意义上，这篇论文提供了一个出发点。对其内容可以扼要如下。

一、人口转变的理论历史：先驱与发展

第一，就奠基或先驱而言，Krik总结了三个人，即Thompson、Landry及Carr-Saunders。
Thompson 在1929年划分了三种国家类型。组一是西欧国家，低生育率、低死亡率，面临人口缩减；组二是东欧、南欧国家，高生育率、低死亡率，人口快速增长；组三是马尔萨斯国家（日本、俄国、印度），高生育率、高死亡率。但这一类型化迟迟未被翻译成英文，起码30年代法国的Landry 当时没有注意到这篇文章。
Landry于1934年在《人口革命》中划分了三种人口阶段。原始、中间、现代，其基本内容与Thompson一致，更进一步，他对死亡率下降的原因已经给出了非常现代的解释，如卫生等；但是，他对于生育率下降，仅举例了法国18世纪已经有生育控制的概念，认为是个人主义与自我实现导致的生育率下降。
Carr-Saunders则是于1936年《世界人口》中提出了小家庭系统及其成因、世界各国人口规模的变迁等。Notestein承认受其很大启发。
第二，基于上述先驱，现在一般认为由Notestein及其领导的普林斯顿大学在1945年的一篇论文中正式提出了人口转变理论。但Notestein高估了生育率的下降速度。这也导致后续对其批评，即高估了社会经济因素对生育率的影响，低估了文化影响。
同时，Kirk也讨论了为什么在40年代，人口转变理论被重视起来，而30年代Landry等人的文章没有太大影响，这涉及到科学社会学问题。扼要而言：第一，二战后政府主动接纳社会规划，社会环境变化；第二，学界主动发展合法性知识，如凯恩斯、新古典经济学家们积极参与政府规划；第三，联合国成立，转型理论为干预政策提供了理论背书，虽然有学者如Demeny认为有别于学术研究，政策研究在一定程度是人口学的卖淫（“Prostitution of Demography”）。

二、人口转变的理论问题：欧洲生育率课题的回应

已有的对于人口转变理论的几个批评如下，即生育率、死亡率及动因问题。第一，忽视了前现代社会中生育率的地区差异，这一差异可能有两个原因，其一是育龄妇女结婚比例差异，其二是婚内生育率，比如西欧的上层或中产会有意识控制；第二，忽视了死亡率不必然先于生育率下降。可能同步，甚至相反；第三，转变并非简单挂钩社会经济现代化，更多受文化因素影响，对此Kirk举证了比利时中法语区与荷语区案例。
但人口转变理论仍具有相当强的概括性，即所有社会均会经历这一历程，按Coale的判断，生育率下降存在三个先决条件：理性选择是否生育、符合利益而避孕、有效的避孕技术，当这三个条件同时出现后，生育率即会开始下降。因此，问题主要是转变的阈值难以确定。事实上，自人口转变理论提出后，一直缺乏国际数据的比较概括。这促使Coale于1963年组织的生育率下降课题，收集整理了欧洲各国1880年至1960年间的历史数据。由于数据难以获得，课题负责人之一的Watkins主要使用的是婚内生育率，当然，这仍然受到一些批评，比如婚外生育同样有相当高的比例，比如仍没有解释为什么不同文化下降时间、速率不同。
但总体而言，欧洲生育率课题有很大贡献。第一，印证了欧洲不同国家间确实存在一些相似处，这些相似处被人口转变理论所修订吸收，并在非洲等发展中国家再次印证，即过渡期的死亡率下降一般先于生育率下降，人口会快速增长，差异可能加速或推迟转变，但转变不可避免；第二，生育率一旦下降，很难逆转；第三，验证了地区差异性，不同社会经济条件下均会发生下降，且文化对生育率下降可能有独立影响。

四、人口转变的影响机制：生育率

最后，Kirk总结了七种可能的生育率下降机制，即死亡率论、经济论、两种文化论、历史论、政策论、扩散论。就各类影响机制，Kirk总结为：第一，上述所有因素都是现代化进程的重要组成部分，彼此密切相关，所有现代化进程都可以在人口方面体现，人口转变本身就是现代化重要组成部分；第二，大多数理论并非互斥，只是强调不同因素；第三，由于社会经济特征容易测量、更“科学”，因而被赋予了过多关注；第四，尽管人口转变理论被持续修订，但目前仍难以进行预测。

（一）死亡率论：生产与心理

就死亡率的下降历程而言，一般认为对于西欧国家存在三个阶段。第一阶段，18世纪下半叶至19世纪上半叶。这一阶段下降主要是因为经济增长，现代国家建立及其后续影响（如减少战争、饥荒、流行病），乃及卫生条件改善。第二阶段，19世纪末至一战前后。这一阶段得益于新药物的发现，婴儿死亡率大幅降低。第三阶段，二战后至今。1943年青霉素改写了历史。就上述三阶段而言，降低主要是减少了传染病的致死率；同时，收入水平也会降低死亡率，但呈边际递减。而在西欧之外，死亡率转变的特点则是越来越快了。
Kirk进而引出死亡率下降对生育率下降的影响。总结为两点：第一，低死亡率直接影响经济生产，促进经济发展、提供生活水平，进而直接降低出生率；第二，低死亡率间接影响心理因素，改变了传统宿命论文化，通过观念降低出生率。心理影响可能大于直接影响。

（二）经济论：利益

经济学家对生育率下降的解释，主要是现代生育经济上不划算。他们引入微观经济学建立了“新家庭经济学”，其中代表如芝加哥学派的G. Becker与T. Schultz。
谙熟人口转变理论的学者们，则对经济学的“理性行动者”解释相当不满。后续有如Pollak and Watkins、Hirschman、Robinson等学者持续批评，其中Cleland与Wilson的批评最为尖锐，他们认为：第一，传统社会中，理性的生育控制不存在；第二，转变期往往受文化影响（如妇女教育等指标）大于受现代化影响（如经济指标）。
为了回应上述批评，Richard Easterlin竭力将社会学与经济学结合，他在“需求”下引入转型期的社会经济决定因素，通过家庭规模来测量；“供给”下引入文化制约因素，通过无控制情况下一对夫妻的子女数来测量；“成本”下引入时间、金钱等心理制约因素，比如厌恶某政策、宗教信仰等。上述三个因素会互相影响。但Easterlin的改进仍然存在一些问题，如因变量是终身生育数，难以分析时期问题；假定结婚时意愿子女数在育龄期内不改变，但与实际经验矛盾；如文化因素仅得到名义关注。
总体而言，Kirk认为经济论最大的贡献是发现了，现代化进程的最开始会提高生育率，但随着经济进一步发展，又会降低生育率。

（三）文化论：西方化与现代化、个人主义解放

文化论的第一派观点，以Caldwell为代表，其整合了生育率下降的“经济、文化与制度”影响因素框架，他批评经济学家们的理性框架，认为生育行为的理性是处于社会目的之内的，或者说，所有社会在经济上都是理性的，但所服务的目的因社会而异。Caldwell理论的问题主要在于缺乏经验支持，难以验证。具体而言：
第一，“财富流”理论。传统社会，财富是子女流向父母、现代社会，财富是父母流向子女，这使得多生并不符合经济利益。这其实是经济论的重述。
第二，区分“现代化（modernization）”与“西方化（Westernization）”。现代化是结构性的，如经济组织；西方化是复制性的，如进步理念、世俗化、大众教育及改造自然等。生育率下降与经济现代化没有关系，而与西方化有关系。尤其是，西方化可以先于现代化，案例如孟加拉国与南非。当然，也有如Cain等学者认为，Caldwell所谓西方化的核心是核心家庭化，但其实养儿防老等观念在西方化但经济差的地区仍有市场。
文化论的另一派观点，以Lethaeghe为代表，其在传统侧重经济的人口转变理论上，提出了一个更具体的生育率下降的文化解释理论。虽然，生育率及其变化速度与成本收益有关，但更与地方宗教信仰、世俗主义、唯物主义和个人主义程度的差异有关。他通过传统教堂出席率的下降、个人主义转向、与社区需求相左的个人需求等经验材料，论述了上述观点。但Kirk认为Lethaeghe的理论虽然可以应用于家庭结构和生育率下降，但在具体逻辑上仍有欠缺，因果性难以厘清。

（四）历史论：历史事件

在历史学方面，Kirk举例了几位历史学家的观点，如Tilly、Gillis、Winter等，历史学家们尤其侧重历史事件的影响。
首先，Tilly认为，农业人口如何成为城市无产者、又如何成为有产者，或可解释生育率为何在第一阶段仍然高位、第二阶段却开始下降。其次，晚近如Gillis强调欧洲生育率课题缺乏历史维度，组织编写了一本讨论生育率下降的历史学视角文集。认为生育率下降是：第一，国家干预法定结婚年龄、义务教育等社会政策的出现；第二，女性工作岗位的增加，如公务员；第三，家庭责任观念的改变，母性从生育（Childbearing）变为养育（Child Rearing）。最后，J. Winter认为战争凸显了女性作用，虽然战后婴儿潮产生了回弹，但因女性意识的崛起，低生育率仍会持续；此外，如Haines则强调社会阶层的作用等。

（五）政策论：强制节育

在政策方面。一方面，政府主导的温和政策，如义务教育、取缔童工、女性就业岗位、最低婚龄等；另一方面，政府主导的强制政策，如60年代的计划生育，各国TFR纷纷下降，如中国降至2.1、哥伦比亚由7至2.7、墨西哥降至3.2等，效果均十分显著。此后，国际社会如1994年开罗会议《行动纲领》，转向了以提高妇女地位作为降低生育率的先决条件，这一《纲领》会对很多国家有影响。

（七）扩散论：技术与观念

在扩散方面。E. Rogers提出的扩散理论是重要的，一些学者认为，供给、需求与扩散是影响生育的三种要素。概要而言，第一，生育率降低本身可以被视为一种创新，然后是扩散，而不仅仅是在特定社会经济条件下才发生；第二，扩散过程包括了观念、避孕技术等各种对生育率有影响的因素，均会扩散。
具体而言，诚如Murphy认为的，英国1960、1970年代生育率的下降主要是因为避孕药的普及，而非遥远的经济因素。同时，在后文的“当前人口转变现状”一小节中，Kirk也援引了Chesnais对国际移民、现代运输及通讯作用的强调，案例如保加利亚处于低经济水平却有低生育水平，是因多瑙河连接了奥地利、匈牙利、南斯拉夫、罗马尼亚等同样低生育水平地区。因此，这一小节也可以被归类入扩散论中作补充说明。

五、九十年代的人口转变情况

最后，Kirk总结了其撰文时，九十年代的人口转变情况，可以扼要如下：
第一，就死亡率、生育率的下降而言。其一，全球死亡率快速下降。就婴儿死亡率而言，日本等国家已逼近生物学终点；撒哈拉以南非洲也在快速下降。其二，全球生育率快速下降。穆斯林国家速度相对慢，但仍是很大降幅；撒哈拉以南非洲下降较少。其三，生育率一旦走低就很难逆转。有趣案例是纳粹德国生育率大幅反弹，但进一步研究是失业率下降导致的，且战后并未持续；同时，生育率走低在发展中国家的下降实际并未放缓，案例如中国。关于这一点，事实上由于较好的福利制度，在二十世纪以后，北欧等国家已有一定回弹。
就死亡率、生育率的协同而言。其一，后发国家的死亡率下降一般先于出生率下降，符合人口转变理论预期，且非欧洲国家的转型期比欧洲国家短很多；但是人口转变出现社会经济发展水平越来越低的阶段，如孟加拉。其二，欧洲国家的人口实际在萎缩，移民仅有一定缓解；原本预期的均衡状态并未实现；且除法国外，西欧对老龄化话题的关注不足。2022.3.1 于品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