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emo_Family Planning Programs in The Third World
Ronald Freedman, 1990, “Family Planning Programs in The Third World”, The Annals of The American Academy of Political and Social Science, 510(1), 33—43.
Freedman系密歇根大学社会学系教授，他建立了密大的人口研究中心，曾是美国人口学协会会长。撰写此文章时已退休。
Freedman在这篇论文认为，第一，家庭计划项目是在1960年至1990年间迅速发展而来的全球性政策，在1990年时，世界上大多数发展中国家（LDCs）已建立了致力于提高家庭福祉、降低生育率的家庭计划项目；第二，60年代以来的生育率下降，除社会、经济发展影响外，同期开展的家庭计划项目起到了重要作用。他举例了快速发展经济体（台湾）、适度发展经济体（中国、印尼）均有显著下降，而欠发达经济体（印度、巴基斯坦、撒哈拉以南非洲如苏丹）虽然由于传统家庭制度，仍有较高生育率，但在一些家庭计划政策试点区（孟加拉Matlab试点、肯尼亚Chogoria试点）仍有显著下降。
文章侧重家庭计划项目的成果介绍，可结合晚近《全球家庭计划项目30年》一书第一章（Sinding，2007），、Goodkind（2017）及其后续争论进一步理解人口政策的历史、作用，乃及回顾人口学的学科历史。具体而言。
一、家庭计划政策的背景
按照《全球家庭计划项目30年》一书第一章“概述和展望”（Sinding，2007），为我们提供了必要的背景补充。家庭计划发端于马尔萨斯主义与英国、美国及德国的优生学，在这两个思想下，洛克菲勒三世发起了人口控制运动，同期桑格、斯内普等也发起了生育控制运动，二者合流成为1952年的家庭计划运动，该运动受国际计划生育联合会、人口理事会、福特基金会、美国人口危机委员会、联合国人口基金共同筹办。
1952年后，家庭计划运动可以被分为五个阶段。（1）第一阶段（1952至1966），为经济学家推动的共识。（2）第二阶段（1966至1974）为项目初期的失望及争论，尤其是人口学家与公共卫生学家的两次争论，如何（实施效果不好是技术问题么）、是否（降低人口是否有助经济增长）。（3）第三阶段（1974 布加勒斯特会议），先发国家（欧美）与后发国家（苏联支持）的争论，尽管印度代表的观点“发展是最好的避孕药”引起广泛共识，仍形成了共识文件《世界人口行动计划》。（4）第四阶段（1974至1994）可谓是生育革命，此时期全球家庭计划运动发展迅猛。但1984至1994已有变化先兆，主要是美国里根政府右倾、现实TFR已经快速下降、人权组织运动。（5）第五阶段（1994 开罗会议），国际立场完全转变，开罗会议纲领去掉了“家庭计划”，仅保留了“生殖权利与生殖健康”，国际社会开始关注艾滋病问题的人口健康，也标志着家庭计划运动的结束。
二、家庭计划政策的实施情况：1990年代
在这一节，回到Freedman的文章，Freedman介绍了1990年家庭计划政策的推行情况及影响。
第一，家庭计划政策的普及。1960年，后发国家仅印尼一国有家庭计划政策，但在1983年，93％的后发国家或旨在降低生育率、或旨在提高妇女儿童福祉，实施了家庭计划政策，具体到避孕措施方面，1960年，后发国家育龄女性中仅10％有避孕措施，1983年则80％有避孕措施，其中最主流的方式是结扎（sterilization）。
第二，生育率下降、但人口增长速度变化缓慢。随着家庭计划的推行，后发国家的生育率从60年代的6.1下降至80年代的4.2。但由于死亡率的下降，总增长率并没有显著下降。
第三，后发国家的异质性很大。就避孕率（Contraceptive Prevalence）而言，东亚地区大约在65％、南亚大约在50％、拉美大约在54％（但其中海地仅7％）、撒哈拉以南非洲与伊斯兰中东则显著很低（但如津巴布韦、博兹瓦那、赞比亚、突尼斯、阿尔及利亚及埃及也开始了下降）。
三、家庭计划政策的作用：避孕普及率上升的原因
传统观点认为，生育率下降主要是社会经济发展、城市化、高等教育普及、现代家庭经济、较低的死亡率增加了儿童的成本等。但生育率下降，到底是经济发展导致的，还是家庭计划导致的？仍然没有一个共识。且就此的讨论，后续又有文化因素、观念因素、家庭计划因素等。
上述因素作用，涉及复杂的因果识别，比如社会经济发展与节育措施有混合效应，以及家庭计划中哪些（教育、大众传媒、激励措施、社会与政治压力）起到作用。尽管如此，Freedman相信，家庭计划是存在独立影响的。其在下一节对不同经济发展程度的国家进行了深入讨论。
四、家庭计划政策的案例：后发国家与TFR下降
其一，快速发展的发展中国家（LDCs with Rapid Development），如韩国，台湾，新加坡和墨西哥，生育率下降尤其迅速。但是，如果没有计划生育计划，下降的速度是否同样迅速，尤其是弱势群体中的穷人、未受过教育的人以及农村地区的人。论文使用台湾案例进行反驳，认为台湾的文盲妇女使用避孕药的人数从19%增加到51%。到1975年，由教育、城市化或收入定义的阶层之间避孕药使用差异上已经消失。1985年60%夫妻获取避孕药是通过政府。同时，其传统生活方式没有发生根本改变，大约2/3的新婚夫妇仍与丈夫的父母生活在一起。
其二，适度发展的国家（Countries with Moderate Development）。案例如中国在1970至1980年间，TFR从6.3下降至2.9，计划生育计划是迅速下降的主要力量。印度尼西亚在1970至1987年间，避孕普及率从2%上升到48%，印尼的村长传统权威和有组织的同伴压力发挥了重要作用。此外还有如泰国、印度喀拉拉邦、斯里兰卡案例。
其三，发展缓慢的国家（Relatively Little Development）。此类国家或地区的社会经济发展程度较低、基础设施薄弱，个人仍然能够从家庭中获得大部分支持，且生育被认为收益大于成本，家庭计划系统薄弱，以不适合当地文化的方式提供低质量的服务。案例如撒哈拉以南非洲、印度、巴基斯坦、孟加拉国和亚洲西南部较小的国家。但是，论文同样提到，尽管在这些地区，子女成本也越来越高，且通信、交通的发展使落后地区也获得了更多信息，在一些实施家庭计划的试点地区，如孟加拉的Matlab地区、肯尼亚的Chogoria地区等，尽管经济发展程度很低，但仍有很大的TFR下降。
五、讨论
最后，论文总结了家庭计划政策实施问题与未来。其一，家庭计划政策要因地制宜，且软性实施，如扩大生育间隔（Spacing）而不是限制生育。其二，家庭计划政策要争取外部支持，尽管国际机构或发达国家是否有效有争议，但仍然有相对正面的作用。其三，家庭计划政策需要及时调整，尤其是社会变革带来的未预料情景，如1980年代末大量后发国家的快速人口转变，超出了家庭计划政策预料。
事实上，家庭政策计划在中国更通用的名称是计划生育，其在中国的历史有更多值得讨论的。其一，Goodkind（2017）及其后续争论，实质上在讨论计划生育到底让中国减少了多少人口，应当说，尽管具体数字存在争议，计划生育确实减少了中国人口总量，且影响了当前中国人口结构。其二，关于中国人口政策如何从“打倒马寅初”到“全面计划生育”，其背后会涉及到人口学的学科史，则彰显了人口学这一学科如何与政治紧密相连。
参考文献
[1] Goodkind D., 2017, “The Astonishing Population Averted by China’s Birth Restrictions: Estimates, Nightmares, and Reprogrammed Ambitions.” Demography. 2017. 54(4): 1375-1400.
[2] Sinding S.W.，2009，“Overview and Perspective” // Robinson W. C. and Ross J. A. (eds.), The Global Family Planning Revolution: Three Decades and Policies and Programs. Washington D.C. The World Bank, 2007: 1-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