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emo_Marriage and Family in East Asia
Raymo J.M., Park H., Xie Y., et al., 2015, “Marriage and Family in East Asia: Continuity and Change”, Annual Review of Sociology, 41, 471-492.
Raymo（威斯康辛麦迪逊）、Park（宾大）、谢宇以及杨李唯君四人，在这篇论文主要拓展了“第二次人口转变”理论在东亚的适用性，尤其是在东亚的婚育观念没有发生巨大转变的情况下，女性工作机会增加、男性家庭支柱作用的减少、婚姻市场的不匹配，共同导致了婚育不平衡，推动了东亚社会的晚婚少婚。但是，诚如很多学者观察的，现有政策效果大多失败，促进家庭形成可能不仅要提供家庭与工作的平衡机会，更要改变一些根本性的社会制度。
这篇论文同样提及了很有意思的性别分工对婚育的影响，在这方面，Raymo等人近期一篇就日本社会的讨论提供了一个反直觉的见解，即长期的经济停滞乃及衰退并未降低、反而却提高了生育率（Raymo J.M., Shibata A., 2017）。经济衰退对生育率的一般影响虽然是负向的，但需要进一步考虑就业市场中的两性分工。由于日本以婚内生育与“男主外、女主内”为主流，经济下行降低了男性结婚水平进而降低生育率，但经济下行并未降低女性结婚水平，相反，提高了女性的婚内生育水平。日本男女一负一正的相反结果，导致了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失业与非标准就业的上升反而提高了日本社会的生育率。由于日本社会高度的性别分工，经济衰退对日本生育率的影响实际被高估了。随着中国社会的经济运行进入新常态，且我国女性就业率一直是高于日本社会，我国未来生育率的形势可能会更加严峻，下降幅度亦可能会比日本、比我们预期的更加剧烈。
一、问题与框架
首先，论文在引言中介绍了欧洲社会与东亚社会的文化背景不同。中国、台湾、日本及韩国都是儒家文化圈国家或地区，具体体现在两个方面：第一，性别不平等下的男女家务分工；第二，家族、孝道等价值观念在维系家族世系的重要作用。
随后，论文提出了其研究问题，第一是东亚四个国家或地区的婚育变迁情况如何，第二是总结已有的解释，并将以往东亚研究的解释，置于更大的“第二次人口转变（STD）”讨论中，以弥补以往局限西方背景的讨论，一个突出的特点是，东亚家庭行为发生了巨大变化而其他方面则变化很小，这二者形成了紧张关系。
再后，论文提出了其理论框架，主要包括三个理论。第一，讨论生育的McDonald性别公平理论（Gender Equity Theory），即女性工作机会增多与家务责任有限改变的紧张关系。第二，讨论婚姻的“一揽子”（Package）难题，Bumpass、Rindfuss等人认为，更高教育者、更低经济地位者不愿或难以婚育，这一社会经济维度又被McLanahan总结为“分野的命运（Diverging Destinies）”；第三，观念变化的“发展理想主义（DT）”，Thornton认为现代化进程及现代化观念对婚育有影响，以少子、晚婚、核心家庭、性别分工为特征的现代化家庭形式被广为接受，且在后发国家中一般观念先行，即便经济发展程度较低的地区。
因此，通过回溯已有讨论，论文假设，经济快速发展与观念有限转变，是导致东亚社会婚育下降的主要原因。东亚社会往往有着如下特点：相对稳定的婚姻制度的重要特征是婚育之间的强关系、婚内高度不对称的性别分工、母亲对子女投资的强社会规范、同质婚或女低男高婚姻的趋势、强代际互动传统。事实上，这些特征与父权制、家庭主义组织形式密切关系。
二、趋势描述
在本节，论文首先讨论了相关婚育趋势。其一，晚婚与为人父母的趋势。更晚的初婚年龄、更低的总和生育率、更晚的初育年龄，但是婚姻生育率、结婚后初育时间，仍然保持了相对稳定。这些观察在东亚四国或地区基本一致。其二，不婚不育的趋势。不婚、不育的比例在增长。与受教育程度较低群体相比，日本、韩国、台湾的教育程度更高群体晚婚但更可能结婚，中国的结婚行为则相对普遍，除最近受教育程度较低的群体外。其三，非婚生育趋势，东亚地区均为个位数很低，显著低于OECD国家36.3%水平。其四，同居趋势，尽管有调查反映东亚青年有1/5至1/4有同居史，相对而言，韩国相对保守，而日本、中国相对中立，且在日本是受教育越低越可能、在中国是受教育越高越可能；但调查数据同样显示东亚青年的同居时间普遍很短，也就是说在特定时间点，未婚同居比例仍然很低，且同居仍应被视为婚姻的前兆，而非替代。其五，离婚趋势。东亚社会普遍大幅提升，且离婚与负向社会经济梯度有关，这与现代化假设假定的正相关形成对比。其六，寄生族（婚前与父母同住）。由于婚姻推迟、经济不平等加剧，东亚社会的婚前与父母同住时间趋于增长。其七，家庭户结构趋势。东亚社会的一人户比例大幅增长。
三、解释机制
在这一节，论文则提供了东亚社会低婚育的更具体解释，包括五个方面，其检视各解释在东亚社会是否适用。可以扼要为文化观念、经济成本、经济环境、婚姻匹配模式、家庭结构五个方面。
第一，观念思想变化。“第二次人口转变”理论强调观念变化，这主要是基于欧洲社会的情况，但东亚各国仍然想要结婚，且理想子女数没有发生太大变化，变化的主要是意愿子女数。因此，经济负担与晚婚晚育是少子化的主要原因。当然，论文不否认观念变化，但相对来讲，可能女性意识变化更大、男性意识变化更小；同时，如McDonald性别公平理论，女性生命历程中角色变化与家庭范围的有限变化之间的冲突，可能也是晚婚晚育的原因。
第二，女性经济独立、婚育成本上升。如Bumpass、Rindfuss等人讨论婚姻的“一揽子”（Package）难题，婚姻对女性的吸引力下降。同样与欧美社会不同，欧美社会的婚姻经济基础发生了很大改变，两性分工平等且经济贡献趋同，东亚社会的婚姻仍然存在高度性别分工，且婚育强相关、育儿需要大量精力，由此，女性结婚的机会成本很高。论文进一步分三个实证面向讨论，其一，女性受更高教育理应更独立，一方面，更高教育与更少进入婚姻或更多不婚，但最近在日本、韩国的研究显示了教育、社会经济地位与婚姻的正相关，与之相对，中国仍然呈现负相关；另一方面，更高教育与更少生育，这方面研究相对结婚要少一些，但呈现了理论预期的负相关。其二，大量研究支持东亚社会女性难以平衡婚育与工作，尤其是日、韩。其三，大量研究支持东亚社会的养育成本高昂，也降低了结婚率、生育率。
第三，经济停滞与日益严重的社会不平等。1990年代以后，日本长期经济衰退、韩国收入不平等显著提高，均导致婚育意愿下降。与美国低收入阶层近似，东亚社会婚育可能更多被视为一种需要经济准备的人生目标。同时，在性别高度分工的社会，受教育程度较低、非标准就业的男性，其结婚概率也会显著降低，这尤其标志了东亚社会中将婚姻视为成年的传统的改变。
第四，婚姻市场匹配。在东亚社会，父母指定的婚姻匹配已经消失，但有效的约会机制没有出现，同时，性别高度分工社会中同质婚或女低男高的婚姻匹配仍然存在，尤其是女性受教育程度大幅提升，使匹配更加困难，且进一步导致男性积累财富后再结婚，使夫妻年龄差距越来越大，且低收入男性、高教育女性是首要被影响的群体。尽管在日本、韩国、台湾教育同质婚比例相对减少，中国没有明显变化。此外，在子女性别偏好方面，日本调查显示了女孩偏好，Fuse（2013）推测，这一趋势反映的不是养育女儿的愿望，而是避免养育男孩的成本和压力、以及在日本竞争激烈的教育体系中取得成功的愿望。Fuse认为，女孩更容易、更安全地抚养，且是老年人的支持和陪伴来源。日本社会中，对老年人福祉的担忧更多地关注医疗保健和陪伴，而不是经济保障。女孩偏好的出现被视为家庭关系性质的一个重要转变。
第五，居住模式的稳健与变化。东亚社会独居人数显著增长，但如何影响婚育存在两种矛盾性的解释。其一，由于婚后独居需要高昂成本，因此与父母同居是一个暂时替代，这阻碍独居上升，其二，因少子化导致兄弟姐妹很少的世代，需要面临赡养男性、女性父母的义务冲突，这会阻碍婚育。但上述机制是否导致了晚婚晚育仍需厘清。
参考文献
Raymo J.M., Shibata A., 2017, Unemployment, Nonstandard Employment, and Fertility: Insights from Japan’s “Lost 20 Years”. Demography, 54(6), 2301—232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