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emo_Re-theorizing Family Demographics

Esping-Andersen G., Billari F.C., 2015, “Re-theorizing Family Demographics”, Population and Development Review, 41(1), 1—31.
Andersen与Billari在这篇文章中，首先回顾了以往解释后转变社会的两种主要理论，第一种是Becker新家庭经济学，第二种是Lesthaeghe第二次人口转变理论。两种理论虽然论述视角截然不同，新家庭经济学是从女性就业或追求职业生涯的经济角度，人口转变理论是从女性追求个体自由解放的文化角度，但都得出了未来会有“更少家庭”的结论。此外还有一种解释是教育影响，即受教育程度越高、生育水平越低、婚姻越不稳定。应当说，在二十世纪后半叶，这三种解释还是站得住脚的。但是，晚近越来越多的现象正在挑战上述理论。

第一，后续研究发现，人们的家庭观念（婚姻、母亲身份、理想子女数）实际上没有显著变化，仅性态度趋于开放；第二，TFR没有再持续性下跌了，一种对时期生育率止跌的解释是，生育水平与经济发展、收入和女性就业情况呈正相关，且推迟生育行为速率有所下降；第三，后续研究发现，受教育程度与生育行为呈倒U型曲线，即低、高受教育程度的婚姻趋于稳定。以往理论无法解释上述转变，Andersen与Billari在这篇论文中提出一个新的解释框架，即基于性别平等观念的逐渐深入，家庭会开始回归。
就其具体观点，其总结了如下五点。并辅以欧洲与世界价值观调查的23国数据论述。
第一，在没有强大外生冲击改变的情况下，社会始终处于传统的均衡状态，但无论是外生或内生驱动，女性教育都是摆脱传统均衡的关键因素。
第二，从传统均衡的改变不可逆，且独立于外生冲击因素，直到所有易感（Susceptible）人口成为平等主义者（Egalitarian）。
第三，不平等程度较低、社会分层程度较低的社会可能会产生更迅速、更广泛的扩散过程（即缺乏独立的亚人群保持免疫力），而社交距离越大或社会越细分（如按种族或种族划分），传播速度就越慢且渗透越少。
第四，性别平等规范的传播越深入，同是平等主义者之间的匹配机会就可能会越多，性别平等主义者与生子、稳定关系就变得越来越兼容。
第五，随着性别平等主义获得规范性主导地位，所有社会阶层中的家庭，将更紧密地匹配偏好，最终使终点与起点都是帕累托最优的。
但是，Andersen与Billari的讨论是否适用于东亚社会？如日本等东亚国家晚近有一定的回归，但是否实际可能是因为保守观念的倒流而导致的，同质婚的增强与强传统的婚内生子偏好，或许可以被进一步讨论。最近的一项日本研究，通过对数线性模型，讨论了日本社会中尽管以教育为维度的同质婚整体在下降，但高等教育中公立院校同质婚却在增强，即私立大学、非名牌大学的同质婚下降，但名牌大学同质婚上升（Uchikoshi F.，2022）。

参考文献

Uchikoshi F., 2022, “Explaining Declining Educational Homogamy: The Role of Institutional Changes in Higher Education in Japan”, Demography, 59(6), 2161—218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