Yan's Blog

2016.2.15 前夜

明早7:40的飞机，下午5点就到台湾了，抵达高雄。我对台湾本无多少期盼，台湾对我的意义大抵也全赖于另一个政党操持而不同，颇如Lu-Yao与我讲过的，“我永远不知道自己下一站去哪里。”之所以去，是因为想换个环境，虽然间杂了些忐忑，但总归是喜欢这种在路上的感觉。“所谓故乡不也是祖先游荡的最后一站。”我对哈尔滨的感情深厚，可到底知道自己迟早要离开。世事难料，但愿我的前程坦途。

内容整理自国立中山大学陈若兰老师开设的《政治学》东盟区域整合一课笔记，部分细节参考了林承正等人校译Heywood的《Political Science》。感谢陈若兰老师渊博，于我重新认识亚洲，于后读者或是一些参考。

去年我仍是刚入学的新生，新生给新生做介绍时就不免有著争强好胜的心思，介绍也不免会带着个人情绪，现在回想颇为羞愧。而今大学生活已经过半，专业的好坏强弱，或早已不再是心底暗自拿来比较的事情了，我渐而觉得，旁人的看法与我是毫无干系的，我亦不必为之辩解。
作为工大社会系中极为普通的一名学生，放在工大的大背景里，我更是不能再平凡的学生，但我一直相信我所以长大成人，得益于无数陌生人的善意，我亦愿将此善意祝福于看我文章的陌生人，而如能因我这篇文章念了社会系，无论是哪一个学府，于我均是意外的喜悦。
当然，这篇文章不单是为高考即将填报志愿的学生而写，亦为对社会学有些兴趣的同学而写。我将尽力如实叙述，并将工大社会学的优缺点一并提及，如有错漏，烦请后读者指出。

De Botton A. The Art of Travel[M]. Vintage, 2008.
大學兩年，大江南北走了些路，但我不却再對旅行抱有極為熱切的期待，多少在這篇文章中述之殆盡。

本书是一本论文集，我择要记录了其中中国与发展经济学、中国的转型表现、中国的民营经济、中国的农业发展、中国的收入不平等几章。

一、引文

2002年因我上小学，父母搬家到和兴路的哈尔滨师范大学南岗校区旁，一直住到2016年初（也即今年）。今年7月我父母则计划搬家到群力新区。
我在哈师大旁住了近15年，在读《Foodies Remaking Cities》时，作者开篇便提及了：“美食街的食物、小吃车连接了都市的活力与多样性。^[1]”由此触动了我很多个人的经验，我在网路搜索也未见任何有关哈师大小吃街发展历程的文章，便想就此机会大致写下我对哈师大小吃街十馀年的记忆，如有记忆的错误，请后读是文者指正。

Swyngedouw E, Heynen N C. Urban Political Ecology, Justice and the Politics of Scale[J]. Antipode, 2003, 35(5): 898-918.
摘要：文本试图勾勒马克思城市政治生态学的轮廓，并呼吁更多对此重要议题的关注。儘管一些重要观点在城市生态学上有很多贡献，马克思政治生态学提供了一个综合与关係的方法去揭开经济、政治、社会与生态进程之间的内在关联，这些内在关联一起高度塑造了城市地景的不均匀与不公正。因为社会学视角的“权力关係”一直持续摇摆在参与者与尺度中间，且参与形塑了都市环境的形成。为了思考激进政治﹣生态学的城市策略的未来，历史﹣地理学视角便试图进入不断改变中的城市结构以寻求答案。激进和历史唯物主义地理学因此认知了城市环境的社会化生产。城市政治生态学则继续以政治程序，通过辨别哪些是更平等的社会权力分配、哪些是更包容的环境生产模式的策略，来加强民主化的社会环境建构。

译校者的话 王明毅 冯兴元

Hayek所赞赏的制度是人自发行动的制度，而非人为设计的制度（这个思想颇契合社会达尔文主义的演化）。但也因此产生了内在悖论，自发秩序陷于社会进化和群体选择之争。

Loftus A. Rethinking Political Ecologies of Water[J]. Third World Quarterly, 2009, 30(5): 953-968.
摘要：未能为超过十亿人提供安全、洁淨的饮用水，仍然是对当前政策和实践最有力的控诉，一系列政治生态学的研究已经把这个戏剧性的失败（水资源短缺）作为进入当代权力运作研究，以及权力运作周边的更广泛问题的切入点。从最基本的谁应该负责这一灾难性失败的问题，到更广的规则（rule）形式巩固的问题，这项研究提供了一个看待社会和环境问题的关键角度。这篇论文便因此提供了对于近期有关水问题的政治生态学研究概述，以及几个作者在南非Durban（德尔班）的案例研究。[注：小标题1、2、3等不是文本内容，只是后划分的辅助参考]

Desfor G, Keil R. Nature and the City: Making Environmental Policy in Toronto and Los Angeles[M]. University of Arizona Press, 2004.
读《Nature and the City: Making Environmental Policy in Toronto and Los Angeles》，由第二章引入，读到第三章时，便让我想起了诸多后现代社会学的思考，结合第七章的实例，这种思考就显得更为直接与强烈。
吉登斯在1987年所写的《社会理论与现代社会学》的第二章中认为，社会学将逐步摆脱十九世纪和二十世纪初期社会思想的阴影；重视对世界体系的研究、培育一种对长期的大规模社会转型过程的关怀。吉登斯所说的摆脱十九世纪和二十世纪初期社会思想的阴影，实质而言大概摆脱旧有的文化分析模式，Ivan Szelenyi在《The Triple Crisis of US Sociology》所说的持有一种批判性的自我反思亦然。
在开篇引出这些似乎与读本无关，然而继而思考，读本的发展，大抵是沿著这样的脉络而来，从旧有的理论中演绎而来，同时在不断批评旧有理论。也即正是这种工业社会转向知识信息社会、现代社会转向全球社会、生态都市化与都市生态化的转型中，产生了读本所著重谈及的生态、空气污染与风险社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