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aymo J.M., Park H., Xie Y., et al., 2015, “Marriage and Family in East Asia: Continuity and Change”, Annual Review of Sociology, 41, 471-492.
Raymo(威斯康辛麦迪逊)、Park(宾大)、谢宇以及杨李唯君四人,在这篇论文主要拓展了“第二次人口转变”理论在东亚的适用性,尤其是在东亚的婚育观念没有发生巨大转变的情况下,女性工作机会增加、男性家庭支柱作用的减少、婚姻市场的不匹配,共同导致了婚育不平衡,推动了东亚社会的晚婚少婚。但是,诚如很多学者观察的,现有政策效果大多失败,促进家庭形成可能不仅要提供家庭与工作的平衡机会,更要改变一些根本性的社会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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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esando L.M., GFC team, 2019, “Global Family Change: Persistent Diversity with Development”, Population and Development Review, 45(1), 133—168.
Pesando及其GFC(Global Family Change)团队(宾大)在这篇文章讨论了全球家庭变革下的趋同与发散情况。我将一些关键性问题穿插在笔记中,并予以回应。同时,该论文的发散或收敛框架可以应用在相关领域,如死亡研究,事实上死亡率也是应用发散模型十分成熟的领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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Zhang Z., Vaupel J., 2009, “The Age Separating Early Deaths from Late Deaths”, Demographic Research, 20, 721-730.
张震与Vaupel在这篇论文中发展了e(t)e^{\dagger}(t)是否存在一个年龄阈值,在理论上可以讨论死亡率的压缩与扩大,以及讨论过早死亡(Premature Deaths)与过晚死亡(Late Deaths)的问题。后续Aburto等人进一步将根据e(t)e^{\dagger}(t)计算的年龄阈值视为绝对年龄阈值,将根据Hˉ(t)\bar{H}(t)计算的年龄阈值视为相对年龄阈值,将二者之间的关系在数理形式上予以进一步的确定。
本篇论文年龄阈值aa^{\dagger}、以及后续aHa^{H},均可以通过Aburto等人(2019)的R代码进行复现,并在中国社会中进行实证应用,这一指标很好理解,且具有很好的数学性质,但目前国内学术界仅张震在全国层面使用,因此,省一级的讨论可以进行便捷且必要的拓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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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an Raalte A.A., 2021, “What Have We Learned about Mortality Patterns over the Past 25 Years?”, Population Studies, 75(sup1), 105-132.
Raalte系德国马普所人口学“寿命不平等”研究小组的领导学者,2011年博士毕业于马普所。这篇论文衔接了Preston 1996年的综述,精彩地概述了其后25年间死亡研究的发展。与Preston(1996)其时不同,尽管Population Studies仍然是人口学的死亡研究方面的顶尖刊物,但Raalte认为,由于学科界限的日益模糊,死亡研究在保险精算、流行病学、老年学、健康经济学等期刊也大量增长,因此,尽管这篇综述单独列了一节以介绍Population Studies刊发的死亡研究论文,但其主体部分将不仅局限于此,而尽可能囊括此廿五年间死亡研究的主要代表性工作。
相对其他学科而言,Raatle认为人口学家的死亡研究,更侧重在总体水平(Population-Level)的死亡年龄模式,但由于研究愈发细化,当代人口学家对总括性理论的关注越来越少,各种细化机制的相对重要性仍不清楚,这其实阻碍了我们理解很多最基本的人口问题,比如群间死亡差异的真实原因。因此,Raatle不仅事实上回溯了理论与经验研究的进展,更重要地是,她在回溯中发现了大量研究存在着的普遍性问题,即陷入细枝末节而无力回答基本问题,由此,其对当前人口研究方法进行了深刻反思,提醒人口学家们要谨慎对待因果推断方法,并重申了已往人口学家描述性工作的重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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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eston S.H., 1996, “Population Studies of Mortality”, Population Studies, 50(3), 525-536.
Preston是宾夕法尼亚大学人口系教授,其在这篇论文中回顾了Population Studies创刊50年以来所有关于死亡率的研究,为我们理解二十世纪死亡率相对早期的研究进展,提供了很好的历史梳理。主要包括估计方法的演进、20世纪前死亡率的趋势及下降原因,后者又可以分为总体与个体两个层面的演进。
Population Studies基本涵盖了20世纪主要的死亡研究。Population Studies创刊于1947年,其早期主要刊发人口构成、迁移、人口理论及生育方面的研究,从1968年后,则几乎每期Population Studies均刊发死亡研究,如预期寿命、死因、发病率、人口增长等,仅少部分涉及政策的更多刊发在世界银行刊物。按其展开的研究脉络因而具有较好的代表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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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lshansky S.J., Carnes B.A., 1997, “Ever Since Gompertz”, Demography, 34(1), 1-15.
Olshansky系芝加哥大学医学系教授,他在这篇论文讨论了自Gompertz发现死亡率定律以后,学术界的后续发展,这篇文章很好地补充了Preston(1996)更多就人口学家们研究的综述,将之拓展至自然科学的相关进展,尤其是生物人口学方面。
这篇论文提醒社会科学背景的学者,其一,就死亡率研究而言,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同属于实证科学之下,Gompertz死亡定律广泛存在于各个物种,其二,死亡率应该被分解为内因与外因的共同作用,随着公共卫生进步,人类死亡率事实上已经与自然界生物完全不同,外因逐渐减少,而内因逐渐增多,人类有这个认识过程事实上经过了近百年的探索,而这也是最近几十年学术界越来越关注衰老(Aging)影响的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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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esthaeghe R., 2010, “The Unfolding Story of The Second Demographic Transition”, Population and Development Review, 36(2), 211-251.
人口转变即指生育率与死亡率的下降,主要发生自18世纪、19世纪的西方国家,以及20世纪中叶以后的世界其余国家。但是人口转变因起始时间不同,以西方为代表,其人口转变历程已经超过了已有理论的解释范围。Dirk van de Kaa与Lesthaeghe因而在1986年首次提出需要第二次人口转变(Second Demographic Transition, SDT)理论,旨在描述持续性的低于更替水平的生育率、一系列居住安排、婚育脱钩、以及非静止人口现象。
第二次人口转变的部分特征,早期出现在1950年代,以美国与斯堪的纳维亚半岛国家为主,主要是离婚率的攀升;1960年代以后,战后婴儿潮开始回落,初婚年龄推迟、同居增多(无论是婚前同居、还是离婚丧偶后同居);1980年代以后,其余西欧国家也开始了类似进程,千禧年后法国、英国近40%的新生儿为同居诞生。
当然,SDT受到了很多批评,主要包括五点:第一,SDT只是人口转变的延续(Cliquet 1992);第二SDT仅仅是人口转变的第二特征,或者说只是生活偏好的变化(Coleman 2004);第三, SDT可能仅仅是西欧国家的特征,尤其是东欧国家的变化可能仅仅是市场转型动荡的产物,美国则可能有基督教文化而例外;第四,SDT过份强调了家庭转变与生育率间的关系,尤其是同居;第五,SDT无法解释更替水平下低生育的极大空间;第六,SDT具有普遍性么,亚洲国家呢?Lesthaeghe的这篇论文即试图回应上述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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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rown D.C., Lariscy J.T., Walker B.H., 2023, “State-Level Trends in Lifespan Variability in the United States, 1960–2019: A Research Note”, Demography, 60(1), 1-14.
如Vaupel等(2011)年讨论的,美国预期寿命较高,但预期寿命不均(Lifespan Disparity)也很高,如横向对比其他发达国家。这篇论文应用ee^{\dagger},着重讨论了美国州一级的寿命不均演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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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年在《美国国家科学院院刊·社会科学版》(Proceedings of the National Academy of Sciences, PNAS)上刊登了一篇文章很有意思,这篇文章题为《Observing Many Researchers Using the Same Data and Hypothesis Reveals a Hidden Universe of Uncertainty》,和前段时间拿了奥斯卡的《瞬息全宇宙》一样(但我更喜欢台湾译法《妈的多重宇宙》),如果俏皮些翻译,或许可以把这篇文章译成《(妈的)玄学统计宇宙》。邻近毕业季,正在凑玄学显著的同学们想必很有同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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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月四日至十三日,我在浙整有一周,复在沪经停三日后返京。因四月、五月事务繁忙,录此流水账已是六月初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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